枢纽——中国史纲（下）

27|美洲白银与明朝的国运

从元朝开始，中国历史就不能只以中国为单位来展开讨论了，必须把它放在欧亚大陆的视野之下才能有效讨论。

到了明朝时候，中国跟世界的关系有了更加复杂的机理。

世界格局的变化对明朝产生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是以货币作为传导机制的。

回头看看元朝，元朝的历史如何导致中原出现货币短缺的状态，这种短缺的状态是导致明朝初期一系列政策的重要原因。

元朝重用来自西域、中亚地区的色目人，来帮助帝国理财。这些人是古代和中世纪最重要的商人群体，他们太擅长做生意、理财了。他们做生意是以整个欧亚大陆为运作空间的。

他们帮助元帝国理财的时候，是以整个欧亚大陆、大蒙古帝国为单位，琢磨怎么进行资源调配，怎么促进商业流通。

中原的财富，草原的武力，穆斯林的商业能力，这几种要素都被整合在一块，建立起一个横跨整个欧亚大陆的庞大秩序。

这个时候，中东伊斯兰世界白银短缺。白银在中亚和西亚的购买力远远高于中原。在大蒙古帝国通盘调配的逻辑之下，中原的白银就源源不断地流到了中亚和西亚，欧亚大陆西部的经济就中世纪后期获得很大活力。

但是，中原这边就麻烦了，货币严重短缺。于是元朝就发行纸币。但是帝国政府根本控制不住纸币的发行数量，这就会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

中原老百姓一看，这纸币什么破玩意儿，没人愿意接受纸币，结果中原的货币更加短缺。

一旦货币短缺，就会导致通货紧缩，钱少了，东西越来越便宜。但是人们不愿意再进行生产了，因为在你生产的时候，预计这东西能卖100元，投入了80元进行过生产，结果由于通货紧缩，当你生产完了，这东西只能卖80元了，那我还生产它干嘛呀？

所以，通货紧缩，会导致严重的经济萧条。

大元帝国运气糟糕得很，到了朝代后期，又正好赶上黄河决口，连年的大水灾，朝廷又没钱救灾，就只好发行更多的纸币，这就让纸币的信用变得更加败坏，经济更加萧条了。元朝的统治最终土崩瓦解了。

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明朝，他面临的第一个问题，还是严重的货币短缺。明朝面临的萧条压力，比元朝还严重。

因为，在元朝的时候，虽然中原的货币短缺，但是对产品的需求还在，因为元朝有一个帝国主导，推动整个中原跟中亚的贸易过程。从中原到中亚西亚的贸易过程风险很高，很难运转起来，但是有帝国政府在后面做推手，就能运转起来。中原经济就能获得外部需求的拉动，在一定程度上对冲掉货币短缺的影响。

但是，明朝一立国，完了，中原与中亚、西亚的贸易就中断了，没有了外部需求的拉动，而货币又严重不足，明朝的经济马上会陷入严重的困境。

明朝想要市场经济像大宋那么运转，根本做不到。因为市场经济大规模发展的前提是足够多的货币。

在这种情况下，朱元璋立国之后的一个特殊政策就起作用了，它把老百姓分成4种户口，分别是军户、民户、匠户、灶户，分别是当兵的、种地的、工匠、生产食盐的。子子孙孙都得继承，不得更改。

美国的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评论说：“朱元璋这套打法，是用农村中最落后的部门为基础，作为全国的标准，把商品经济直接取消了，以农民为主体，把国家统一起来了。”

但是，考虑到货币问题的话，朱元璋这个政策还有另外一个效应，相当于事先规定了每种商品的供给和需求的比例关系。

而且他还规定，老百姓没事不许乱跑，去到离自己家几十里之外的地方就得申请。这些政策加到一块，就是一种准计划经济的模式，这就能够应对货币短缺的困局。

大明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就恢复了经济。

虽然朱元璋这种准计划经济的模式，帮助明朝迅速恢复了经济，但是里面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各种职业比例关系，不能始终保持正常。因为不能确保每一个职业身份的人都干一行、爱一行，他们会去干别的；不能确保每一个职业身份的人繁衍速度都是一样的。

这种准计划经济模式，在运转了几十年之后，越来越维持不下去了。这时，只有市场经济能够让社会健康运转了。

问题是，市场经济需要足够的货币，明朝缺的就是货币。朝廷开始尝试发行一点纸币，但是明朝也控制不住自己滥发纸币的冲动，很快形成了严重通货膨胀，纸币彻底没人要了。也只能放弃这个方案。

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依赖于世界格局的变化。在明朝统治到中间阶段的时候，欧洲人开始了地理大发现。到了嘉靖年间，西班牙人在美洲殖民地，大概是今天的玻利维亚一带，发现了一个规模超级巨大的银矿。而且，比这个美洲银矿发现前略微早点的时候，也是在嘉靖年间，日本也在其西南部发现了一个规模巨大的银矿。

随着地理大发现和远洋贸易的发展，大明生产的丝绸、茶叶、瓷器等，成了销往欧洲的顶级奢侈品。

针对日本的方向，嘉靖皇帝依然坚持着海禁的政策，不允许人们到海上做生意和到海上航行，于是东南沿海倭寇就很肆虐。这些倭寇先是武装走私商人，到了嘉靖朝之后，放弃了海禁政策，倭寇就变成了合法的商人，明朝对外贸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

美洲和日本这两大银矿的白银，就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

这样好了，大明的经济一下子获得了双重刺激。一是获得了来自远方的市场需求，二是带来了大量的贵金属货币，终于不缺钱了。于是，到明朝后期的时候，江南一带的市场经济非常繁荣。民间社会高度发达，比宋朝的时候不差多少了。

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到这时，就跟全球历史深刻地嵌合在一块儿了。这带来一个效果，世界其他地方的政治跟经济的波动，反过来也会影响到中国的国运。大明王朝的灭亡跟这些就有关系。

在明清之交的时候，正赶上一个小冰期，温度骤然下降，导致游牧者的南下。但是，实际上，大清在真正有机会入关之前，根本就没想到自己能够征服天下，因为大明还是太庞大了，大清比起来还是太小了。

除非是大明自己遭遇到了严重的内部问题，大清是不会有机会的。

大明这会儿还真就遭遇到内部问题了。问题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就是货币出现了严重短缺。这个问题是从外部输入的，来自欧洲和日本的白银供给出现问题。

大清在1644年入关，在1618至1648年之间，欧洲发生了一场历史上著名的战争，叫做“三十年战争”。

战争的主角之一，就是西班牙。来自西班牙所属美洲的白银，这回就无法流到大明了，都流到欧洲做军费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到了明朝的后期，日本结束了战国时代，对银矿也开始进行控制，从日本方面流入大明的白银也大幅减少。

在万历年间，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军费来自日本的银矿。

欧洲和日本政治经济的变化，直接影响到大明的货币供给。

很要命的是，小冰期来了，游牧者南下的压力开始变得很大，大明帝国内部又是民变四起，张献忠、李自成等全都出来了。朝廷不得不更多地征税来应对这些问题。

但是，更要命的是，到了这会儿，白银短缺了，铜钱的数量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这就导致大明帝国内部的铜钱相对白银发生贬值，而老百姓日常经济活动用的就是铜钱。朝廷怎么从老百姓那里征税呢？是按照白银进行核算和征收，意味着老百姓必须把手里的铜钱兑换成白银再交税，意味着税率变得更高了。这样老百姓只好争先恐后地投奔李自成了。

大明的国运，到了这会儿，陡然冲下了悬崖，最终亡于大清。

28|藏传佛教怎样帮助大清入关

大清在入关前就继承了元朝的正统，入关后又继承了明朝的正统。

大清的力量来自满洲八旗和满蒙联盟。蒙古人愿意买满洲人的账，首先是因为皇太极继承了元朝的正统。

蒙古人怎么会接受满洲人作为他们的大汗呢？这得从雪域高原说起。西藏和蒙古在历史上有过好几次相互联合，藏传佛教才变成今天的样子，才有了达赖喇嘛这种制度。这个过程也让蒙古草原陷入分裂与内斗，于是大清才能崛起，并打造起满蒙联盟。

元顺帝是元朝的末代皇帝，朱元璋北伐的时候，他主动让出北京，退到草原，他认为元朝没有灭亡，只是地盘小了。元顺帝后来的继承人，在草原上还是以元朝的名号统治，史称北元。这些蒙古大汗没有实力控制草原上的各个部落，部落之间彼此混战。

蒙古人有了统治中原一百年的历史，继承逻辑已经不再是兄终弟及了。各个部落对于谁可以当最高的大汗，是有共识的，就是只有黄金家族的人，才可以当大汗。

黄金家族就是成吉思汗的直系后代，后来又进一步窄化到成吉思汗的幼子拖雷这一脉的后代，才算黄金家族。在黄金家族里面，长子这一支有优先继承权。在北元后期开始，正统大汗固定在了察哈尔部落。

但是，在16世纪的中期，也就是明朝通知的中后期，出现了变化。黄金家族的小支当中，崛起了一位英雄，叫做俺答汗，他带领者自己所属的土默特部落，几乎统一了整个漠南地区的蒙古诸部落。正统大汗被俺答汗排挤到了东蒙古地区。

俺答汗因为血统的原因，不能当大汗，于是动了别的心思。他在继续征战的过程中，一路打到青海，在这发现了新的机会，就是藏传佛教。此前的藏传佛教有很多派别，让俺答汗发现机会的是其中一个派别，格鲁派，也叫黄教。

雪域高原上教派众多，有红教、白教、花教、黄教等等。黄教格鲁派是在15世纪初期建立的。公元1578年，俺答汗和格鲁派的领袖索南嘉措在青海湖边进行了一次会面。索南嘉措说，他一眼就认出俺答汗是元朝开国君主忽必烈的转世，俺答汗也说，他一眼就认出索南嘉措是大元帝国曾经的国师——八思巴转世。

在3百多年前，忽必烈和八思巴曾经结成了师徒关系，那是蒙古草原和雪域高原发生的第一次互相塑造的事件。

两人互赠尊号，索南嘉措把忽必烈的汗号赠给了俺答汗，俺答汗封索南嘉措为达赖喇嘛，意思是拥有如大海般广阔智慧的高僧上师。

格鲁派有了来自蒙古草原的强力外援，很快压制住了其他教派，发展成今天在西藏最重要的教派。

俺答汗有了忽必烈转世的尊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成为全体蒙古人的大汗了。但是前提是要大家都接受藏传佛教。于是俺答汗就竭力推动藏传佛教在草原上的传播，大家都信了藏传佛教之后，活佛可以向草原首领授予尊号的事情，就被大家普遍接受了。

问题时黄教中不止一个活佛，而且高原上不止黄教一个教派。草原上若干个黄金家族小支的部落首领，甚至有一些非黄金家族的部落首领，通过成为某个活佛的檀越，也就是施主，而获得了可汗的尊号。

蒙古世界的法统分裂了，精神世界底层统一性破掉了。

其法统的分裂，严重影响了蒙古对于东亚的影响力，给了大清一个很好的崛起机会。皇太极终于获得了机会，夺得元朝的正统。

这与蒙古内斗有关。蒙古内斗的核心人物是林丹汗，他在17世纪初期登上察哈尔部的大汗地位，这是黄金家族的正牌大汗。这时候俺答汗的后代不那么强大了，林丹汗想要重新回复正统大汗的地位，他要面对一个事实——黄教已经是蒙古人普遍信仰了。

他为了得到更多的支持者，就组织人将大量的藏文佛经翻译成了蒙文，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掌握在蒙古地区对于黄教的解释权，从而在精神上统合蒙古其他部落。同时林丹汗还发动一系列战争，以求在军事上压制其他挑战者。

他发现那些不服自己的部落，一旦打不过自己，就跑了，投奔女真人去了。林丹汗就对黄教失去了信心。

这时，蒙古喀尔喀部却图汗来找他，跟林丹汗说，你跟我一块改宗得了，别信黄教了，咱们改信白教的红帽派吧。林丹汗跟着却图汗改了宗，这下别的蒙古部落更排斥他了。

皇太极趁机联合其他蒙古部落在1634年一举打败了林丹汗，成为满蒙两大族群的霸主。

这时候，他还没有拿到元朝留下的玉玺，不能成为真正的继承元朝的正统。玉玺还在林丹汗手里。这时候林丹汗带领忠实部众逃往青海，想和却图汗会师，会师后将会有10万人。他想凭借这只军队，进入西藏，灭掉黄教，扶植红帽派，一举掌握雪域高原的精神秩序。再返回草原统一各蒙古部落。从而结合起草原与高原力量，对东亚其他力量形成巨大军事压力。

林丹汗到了青海，染上天花病死了。他的家人回了老家投降了皇太极，并献上了大元传国玉玺。皇太极于是登基称帝，成为满蒙共同的大汗，满蒙联盟的军事基础就此成立。

29|大清的高级政治智慧

现在讲一下鸦片战争以前的大清。

公元15世纪之后，世界气候进入一个小冰期。这个小冰期对于世界各地的游牧者来说，是他们的春天。从西边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开始，往东，波斯帝国、印度帝国、大清帝国，都是在这1、2百年的时间里面，由游牧者主导建立起来的。

大清入关只不过是游牧者在欧亚大陆上普遍地获得主导地位的一个案例。

亚欧大陆上唯一的例外是在西欧和北欧，因为那个地方离草原太远了。

在冷兵器时代，游牧者不光是战斗力非常强，它纵横驰骋的空间尺度也远远比定居者更大。所以，大清在入关后，就在大明的领土基础之上，大规模开疆拓土。大明对黑龙江以北的统治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并且其对东北地区的统治，主要是给当地的土著首领发一个任命状，至于人家接受不接受，大明也说了不算。大明对东北的实际统治，只延伸到今天辽宁的西部和中南部地区。

到了明朝中后期，帝国的疆域更是大幅度收缩，大概只相当于收复了燕云十六州的大宋，再加上大理国和小半个西夏的领土。

大清在公元1644年入关，它入关时自带了东北、满蒙的领土。到1660年代，南明的剩余力量基本都被打败了，征服了整个中原。

这时，郑成功家族还在台湾跟大清对抗，但是，到了1680年也被征服了。

接下来，大清的扩张历史，就是跟准噶尔汗国的PK。1690年，大清第一次打败了准噶尔，把外蒙纳入帝国版图；1720年，第二次击败准噶尔，把雪域高原纳入到帝国的版本；1750年代，最终灭亡了整个准噶尔汗国，把整个西域纳入帝国版图。乾隆说西域是汉唐是帝国故土，现在重新回归，赐名“新疆”。

到这时，统治了汉满蒙回藏的大清帝国，终于整合起来了。此时，大清帝国的领土面积接近于明末领土面积的4倍。

即使晚清又丢掉了不少领土，但是仍然接近明末的3倍。

大清征服的疆域极为辽阔，在不同的地方必须发展出不同的统治技术，大清把大辽开创的二元帝国治理技术，发展为多元治理技术。

在汉人为主体的中原地区，是整个帝国最有钱的地方，这里主导着大清帝国的财政秩序，依靠这些财富，统治者可以把八旗的军事贵族赎买掉，克服周期性的继承危机。大清统治者在中原以皇帝身份出现，这是儒家所赋予的身份。

在草原地区，冷兵器时代最强大的军队是草原骑兵，所以满蒙地区的游牧者主导着整个帝国的军事秩序，统治者在这里以大可汗的身份出现。

满蒙里面的满，完全是自己人，“蒙”的内容却很复杂。其中科尔沁部，世世代代和满洲贵族通婚，康熙的奶奶孝庄太后就是科尔沁部的，这个部落早就被满洲皇帝当做自己人了。

此外，还有内属蒙古，就是由大清皇帝派人直接统治的蒙古部落，这里不设置世袭的土著首领，也算半个自己人。

再有外藩蒙古，算是作为藩属的蒙古部落，它们有自己的世袭土著首领，和大清皇室有点类似于合伙人的关系。内属蒙古和外藩蒙古和后来的内蒙古、外蒙古有一部分重合，但是并不是一回事。

对大清皇帝来说，外藩蒙古要加以控制，因为当年有一个可怕的历史记忆，就是大金帝国被成吉思汗所征服的历史。外藩蒙古所占据的土地，多一半都是当年成吉思汗的土地。

怎么控制呢？首先看外藩蒙古战斗力的基础是什么。靠的是蒙古骑兵超凡的机动性，以及非常低的后勤需求。

一旦能够控制其机动性，就可以控制住蒙古骑兵。大清大力鼓励蒙古人信仰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尤其是格鲁派，要求所有的信徒都得从属于某一个寺庙，牧民可以来回移动，但是寺庙移动不了，信教的游牧者就成了准定居化的状态，就失去了高度的机动性。康熙曾经说过，一座庙胜过十万兵。

为了防止藏区与蒙古联手，大清统治者还有第三个身份，文殊菩萨转世，就在藏传佛教里面获得一个特别高的的地位。达赖喇嘛是观世音菩萨转世。皇上可以依凭这个身份对藏传佛教形成一个特殊的控制力。

西域主导整个帝国的安全战略空间。外蒙和新疆，尤其是和北疆，在军事地理上是同一个空间。控制不住新疆，就控制不住外蒙。控制不住外蒙，大清最怕的噩梦就可能出现。清末重臣左宗棠曾经向朝廷上书，说我们必须收复新疆：“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

对新疆地区的统治。其中，在南疆地区的统治，依靠的就是当地传统的头人制度，这种头人，在当地的语言里面叫做伯克。大清允许当地的穆斯林全都保留着过去的着装习惯，不用剃头、梳辫子，但是，土著头人，也就是伯克，干得好的话，朝廷会赐给他权利，有资格梳辫儿了。为了得到这个恩典，伯克就会努力干活，得到恩典，梳了辫子之后，在当地的居民看来，你跟我不一样了，于是没有中介性要素的地方，大清也能给凿出来。

所有这些区域，通过大清皇帝的多元身份而获得统一。在此之前的几千年中国历史，都是在为这种政治统一性做的准备。

大清还特别善于寻找各种中介性的要素。例如，有台湾的学者研究发现，在清朝的时候，台湾的人口主要分三类，一类是从东南沿海迁过去的汉人，就是今天的本省人；再一类是当地已经汉化的土著，被称作熟番；还有一类是没有汉化的土著，被称作生番。大清在当地统治，主要是依靠熟番。熟番是汉人和生番之间的中介性要素。

原因是中介性要素有种跨界性的身份。熟番处在特别尴尬的位置，它要想获得比较好的地位，唯有依赖外来的大腿，也就是依赖朝廷。另外两边如果对大清不服，大清都可以联合另外两边来打击不服的这一边，永远是二比一的关系，立于不败之地。

又比如，在蒙古地区，就是用皇上直接统治的内属蒙古，来作为满洲和外藩蒙古之间的中介性要素。

再比如，大清通过藏传佛教来统御蒙古，却又规定蒙古的两大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和章嘉呼图克图‌，必须得从藏族地区转世，不许在蒙古地区转世，用这两大活佛，来作为藏跟蒙之间中介性的要素。 ‌

在整个帝国的层面来看，满洲人的汉文化水平已经非常高了，于是大清以满洲为中介，把蒙古和中原联系起来；然后又以蒙古为中介，把雪域高原和西域新疆同整个帝国联系起来。

在这样的帝国结构下，大清皇帝也就不再是满洲人的皇帝，如果他固守这个身份，就没法统治整个帝国了。大清皇帝是各个中介的中介。

30|郑成功为何没成功？

明清时期的东亚海洋世界。民间社会成了东亚海洋霸主。这些人有些又注定会失败。

郑和下西洋，很伟大，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了近九十年，而且其船队的规模更大。哥伦布船队一共就仨小船，郑和的船队一共2百多艘大船，哥伦布旗舰的长度还不如郑和船队里面一般船只的宽度。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郑和的壮举肯定不可持续。最重要的原因是，这是一个纯官方行为，而不是一个民间行为。郑和下西洋要的是显示天朝的国威，绝不会斤斤计较到底挣了几毛钱，而民间行为必须得赚钱。

大明推行海禁，不许老百姓下海，郑和的船队不可能有民间的船队跟上。朝廷烧钱，又不能通过民间贸易收回钱，那这事儿当然持续不下去了。梁启超评价，郑和下西洋，基本上就是一个皇帝自娱自乐。

为什么哥伦布的小破船，开创的事业，就能够持续下去，成为一个伟大的历史过程呢？重要原因是，其行为主体是民间社会。西方的冒险家博机会，多半都死在海外了，少数博成了，发了大财。发财的这些家伙，反过来用这些钱促成欧洲国家的政治变化。

所以，海洋上和陆地上的秩序有很大的区别。陆地上可以用帝国的征服来解决问题，在海洋上不行。在海洋上搞事，还要能坚持下去，一定要以发达的贸易为基础。贸易只能以民间行为为主。

官方行为的贸易效率与民间行为的贸易效率完全没法儿比。西方通过民间贸易积累的财富，推动国家政治变迁。变迁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出动海军，保护民间商人在远方的贸易利益。商人再从贸易利益中拿出一部分交税，以便支撑国家的这种军事行动。这是西方国家现代政治行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逻辑。

古代的中国，是否有民间力量能到海上进行贸易呢？当然有了，在宋朝之后，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逐渐变得地狭人稠了，这些地方的百姓光靠种地肯定翻不过身了，所以他们中很多人到海上讨生活。他们通过家族成员迁徙的方式，在东南亚洋面上很多重要的贸易港口，都有自己的据点，从而发展起来一个遍布于环中国海的庞大的贸易网络。

在东南亚有很多的贸易城邦，经常跟中国之间进行朝贡贸易，这些贸易是这些海外华人操盘。他们形成了庞大的海外力量。但是对于这些人来说，有一个事儿特别郁闷，大明朝立国之后，马上开始了海禁的政策。

为什么大明要搞海禁呢？明朝开国之后，把人分成四种户籍，搞起了一种准计划经济。这种准计划经济可以让大明王朝在货币很短缺的情况下，迅速恢复了经济。但是，对于准计划经济来说，它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不能人随便移动。尤其是沿海地区的人不能乱跑。四种户籍中有一种叫做灶户，生产食盐的，他们生活在海边，要是到处乱跑的话，还怎么计划呀。所以，对于大明来说，必须搞海禁。

问题是，朝廷可以搞海禁，但是民间到海上贸易的需求还在，这些人只能想别的辙了，就是变成海盗，搞走私贸易。

东亚海面上这些海盗被称作倭寇。

倭寇这个名字初一听上去好像是一群日本海盗，实际上倭寇里面的日本人，多一半都是当炮灰的马仔，真正的大Boss全都是中国人。

当时顶级大Boss，是一个安徽徽州人，叫做汪直。汪直把各类走私商人整合了起来，形成一个庞大的海盗走私集团，差不多垄断了整个东亚海面上的贸易。

汪直把大本营设在日本长崎，在这还立了国号叫宋，自称徽王。在这儿他募集了大批的日本武士听他号令，他手下的常备武装就有5千多人。必要时，可以忽悠起来10万人跟他搞事。

汪直对日本的历史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大明一看，汪直是顶级坏人，必须得灭掉你。花了很长时间，大明终于把汪直逮到，把他杀掉了。

但是汪直被杀掉之后，倭寇问题变得更严重了。因为过去，各种倭寇海盗都是受到汪直的节制的，大明想要谈判的话，知道找谁去谈。可是汪直一死，各种海盗倭寇全都没有统一头目了，朝廷想谈判，都不知道该找谁了，这成了明朝中后期特别头疼的问题。

这个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呢？别以为戚继光特别能打，就把倭寇灭掉了。最后问题的解决，是取消海禁，可以合法海上贸易，人们做海盗的冲动就下降了。

明朝开放的海上贸易并不是全方位的，只是有限度地开放了对于东南亚的海上贸易。对于日本方向，仍然严格限制贸易，海盗仍然有生长的空间，只不过不会像过去的倭寇规模那么大了。所以，对于明朝后期和清朝前期极为重要的一个人物，一个家族就出现了，这个家族的开创者，就是郑成功的老爸郑芝龙。郑芝龙在明朝末年，以日本长崎、台湾台南作为大本营，发展起一个庞大的海上帝国，纵横整个东亚的洋面，他玩得比汪直还要大，在巅峰时期，手上有超过3千艘大小船只，一只超过20万人的军队，军队中有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南洋人，甚至还有非洲黑人。

任何人想要到东亚海面上做生意，都必须向老郑家交保护费。荷兰人在那个时代是欧洲的海上霸主，但是到了东亚洋面必须老老实实交保护费。

老郑家在东亚洋面上保护费生意，每年入账上千万两白银，富可敌国。

由于这个大海盗的存在，所有其他小海盗全都被灭掉了，东亚的洋面上反倒获得一种秩序。

这里说的郑家，不是郑芝龙。郑芝龙在大明崇祯年间，被朝廷招安了，到了大清之后，他又投降了大清，他庞大的海上帝国被他那个坚决不肯降清的儿子郑成功给继承了下来。

郑成功接受这个海上帝国之后，就能以厦门为根据地，搞起来很长时间的反清复明斗争。清兵入关十几年之后，郑成功还走水路发起过一次规模巨大的北伐，从长江顺流而上，差一点攻克南京，但是还是失败了。

这次失败之后，郑成功反思了一下，觉得还是根据地规模太小了，得弄一块大的根据地，取台湾。从这开始，郑成功决定征服台湾。

这时的台湾已经被荷兰人统治了30多年，郑成功还是打下来了，这时大清的顺治已经不在了，康熙登基了。

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后，却很快就撑不住了。这不是因为郑成功攻克台湾后，没几天就去世了，而是因为从康熙朝开始，颁布了一个命令，叫做“迁海令”。“迁海令”就是从山东往南，一直到广东，所有沿海地区，20里的范围之内不允许住人，都得迁到内地，沿海的船只也都得烧掉，寸板不许入海。

大清的海禁主要出于战争的考虑。这对于郑氏家族来说，庞大的大陆市场一下子关闭了，马上财政危机就出来了。郑氏家族在台湾之后的日子变得很困难了，又坚持了20多年的时间，终于坚持不下去了，被大清给灭掉了。

汪直和郑氏家族几乎是建立起一个强大的海洋帝国了，为什么最终被大陆帝国给灭掉了呢？

英国人所面对的大清，是康乾盛世之后的大清，老百姓完全认同了大清的统治，英国军队人数最多也没有超过2万人；郑成功面对的大清还在初创时期，清朝的统治还没有被中原百姓认同，而郑成功手下有20多万人，两相比较，郑成功面对的困难更小，但是他却失败了，英国人面对的困难更多，却能成功打败大清呢？

首先，英国人建立的海上帝国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帝国，它建立起了全球规模的贸易，它依赖的是世界市场；郑成功的海上帝国只不过是一个东亚帝国，只建立起来了东亚规模的贸易，所依赖的主要是大陆市场。

海上贸易的关键是远距离的信用机制，你与远方的贸易对象需要有共识。远洋贸易规则共识的基础，在英国人那里，是一套抽象的现代法律，对于任何信仰、文化背景的人都可使用；对于郑成功来说，是宗族关系，妈祖信仰，这种东西是不可能扩展到陌生人群体里面的，只能依靠同乡宗族，以及有共同妈祖信仰的人群，其海洋帝国只能扩展到东亚的海面上。其最主要市场只能在东亚大陆。

只要大陆帝国放大招，搞迁海令，市场没了，马上就会被搞死。

英国人不怕，因为它是全球市场。英国人打败了大清，不是因为英国人的军队更先进，军队规模更大，而是因为一个海洋帝国，必须拥有全球海洋，而不能仅仅占有一个区域性的海洋。郑成功的海洋帝国只占有了东亚海面，所以最终被大清打败了。

31|人口太多，技术发展不动了
中国在大陆方面的大一统，反倒让自己走上了自我锁死的状态。其原因是人口的过度膨胀，使得中国的经济水平在低水平的均衡上挣扎。
要解决这一问题，只有加入世界秩序。
底层百姓交的税变少了，所以中国人口会过度膨胀。
税变少了的原因是两个，一是明朝后期张居正搞的“一条鞭”法改革；二是大清入关带来的和平红利。

明朝货币短缺，收税费劲，索性就少收税，不足的部分让老百姓服徭役来解决问题。

因为这要与明初实行的户籍制度、准计划经济做保障，到了明朝中期的时候玩不转了，就要实行改革。地方官员其实早就开始改革了，就是交钱把徭役免了，再由政府用这些钱雇人干活。这个时候为何认为征税更省事，原因在于美洲和日本的白银来了。到了万历9年，1581年，由明朝的张居正把这个经验推广到全国，形成了“一条鞭”法。这对官府和百姓来说都有好处，它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征税的基础变了，过去是人，现在是地。老百姓财政压力下降，可以养活更多的孩子，从而大大提高人口规模。以往朝代，中国人口很少超过1亿，明朝末期人口达到近2亿。

大清继承了明朝的税制，雍正一个政策“摊丁入亩”，就是把“一条鞭”法深度推进。因此，大清人口膨胀更加厉害。除此之外，大清人口膨胀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满清入关带来的和平红利。明朝百姓要同时供养两只高强度动员的军队，除了明朝的军队要百姓负担以外，大清的军队的维系靠从中原抢的战利品，事实上关外的满清军队事实上也是靠中原百姓负担的。而到了清朝，老百姓只需要负担一只中低强度动员的军队就行了。因为关内外一统，打仗少了。老百姓交税更少了。康熙说过：“用不加赋”，他有这个资本说这个话，明朝没有哪个皇帝敢说这个话。

因此，大清人口接连突破了2亿、3亿，一直到4亿多以后，才开始出事儿。

过去有说法，之所以清朝人口爆炸式增长，是因为引入了美洲农作物，比如玉米、土豆，它们产量很高，于是能养活更多人口。但是新的农业和人口史研究表明，并不是因为引入了某些作物，人口数量才开始爆炸。而是因为人口数量爆炸了，官员得想法养活这些老百姓，才开始引入美洲作物。到民国初年，美洲作物占中国所有作物的比重，不到10%。

正是因为人口数量大爆炸，让中国经济进入到自我锁死的状态。美国加州大学一批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者，把这种现象叫做“内卷化”。

清朝的时候人口膨胀太快，导致人口过剩。人口过剩就是一部分人没活可干，或者说有活干但不足以谋生。导致任何以节省劳动力为目的的技术变迁成为不可能，中国就不可能内生性地出现工业革命。最后只有陷入一个可怕的后果，通过不断地流民、动乱、自我屠杀，把人口数量降下来。这种情况就是由于超大规模的人口，中国自己把自己锁死在低水平的技术状态，掉到一个陷阱里面，出不来，这就是“内卷化”。

这个“内卷化”，导致文明不可持续发展了。必须跳出这个陷阱。只有从外部传入新技术，刺激中国发展工业，从而消化掉过剩人口。

这个外部，只可能是西方。中国通过与西方相遇，而加入到世界秩序中，已经是中国历史的内在需求了。西方的到来，给中国带来了战争和屈辱，但是如果西方不来，中国通过屠杀和动乱解决人口问题，也同样是战争和屈辱。

西方征服了很多非西方的古老地区，把它们都沦为殖民地。但是西方却从来也没有办法完全征服中国。原因是中国规模实在太大、人口太多，只能征服一部分。而列强征服了某一部分，其他列强就会不满意。中国利用这种列强之间的矛盾，在夹缝中生存，最终还发展出解决自己内卷化困境的一个办法。

随着中国加入到世界秩序，中国的超大规模，又呈现出另外一个效果。中国的过剩人口，只有在其作为封闭经济体的时候，才会呈现出内卷化的状态，一旦加入到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之后，反倒变成竞争优势。因为全世界任何国家劳动力价格都比中国高。

中国要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前提是完成政治整合，没有完成政治整合，导致经济和社会的撕裂，以及在政治上变得很脆弱。

如何克服这种麻烦，实现现代式的政治整合呢？以及在这之后，让中国的竞争优势释放出来，这是中国近代、现代历史上最核心的问题。

答疑|历史是由英雄推动的吗？

历史究竟是由伟人推动的，还是由人民推动的？

成为伟人的4个要素，历史大势、超级的勇气、非凡的直觉力、非凡的心理素质。还要加上运气。

历史大势，就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例如元末朱元璋和陈友谅。

超级勇气，一些胆大妄为，不走寻常路的人，开始搞事。绝大部分都失败了。只有极少数成功过了，才成了伟人。

非凡的直觉力，很多时候要做决断，非常困难。电光火石之间做决断，依靠直觉和勇气。

超凡的意志力，无论局势多么糟糕，都相信自己一定会成功。这种坚信没有任何理由，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素质。

大量的普通人支撑着伟人是否成功的根本约束条件。脱离了这些条件，什么也搞不成，包括财政、经济、社会等逻辑。伟人和人民共同创造历史，英雄是巨浪，多一半会变成泡沫，只有极少数运气好的才能掀起大浪，人民就是河床，决定能否掀起大浪。

答疑|金朝会如何理解岳飞？

金朝既会把岳飞作为最凶恶的敌人，又会高度地敬重他、赞颂他。

岳飞是冤死的，冤死让这场死亡成为一个伟大的牺牲。死亡有意义，才是牺牲。蓝图赋予了意义。

金朝人到底会在怎样的蓝图之下来理解岳飞？有两重蓝图，一重是当时具体历史情境下的蓝图，叫做时代蓝图。金朝人必须站在宋金战争的情境下来理解岳飞；还有一重蓝图是超越具体时空的，追问这个事对人性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叫做永恒蓝图。金朝人同样会有永恒蓝图的评价标准。

在时代蓝图中，岳飞是金朝的敌人。永恒蓝图中忠诚是被推崇的，岳飞的忠诚也会被金朝赞赏。真正的道德感，是我之所以选择这么做，不是因为这么做有好处，而是这么做是对的。孟子说：“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正是冤死才成就了岳飞的伟大，这样可以更深刻地呈现出岳飞的道德感。明末史可法抗击大清苦战而死。大清取得天下后，反而给史可法建了一个祠堂，表彰他的忠诚。

岳飞立下了伟大的军功，还下场悲惨，这才让我们感动。没有伟大的敌人，不会让人们感动。

金朝也有好汉，完颜陈和尚，他的经历很像岳飞。在永恒蓝图下，完颜陈和尚的英雄行为同样会让大宋感动。

 

答疑|中原和边疆的深层互动，是怎样构建的？

两个地带之间有一个亚地带，可以同时理解两个地带的逻辑。最近看到《中国民族报》几篇文章，一篇是讲长城天山走廊，涉及中原和草原的相互塑造，更是帝国的东部和西部的相互塑造，作者是陕西师范大学黄达远教授；另一篇是讲“苗疆走廊”的，与中原地区与大西南的相互塑造有关，作者是贵州大学的杨志强教授。

过渡地带，或者说走廊地带，才是定义一个国家的基础。

长城天山走廊，衔接中原和草原，怎么衔接大清帝国的东部和西部的呢？这条走廊在清朝中期形成。从大清建立起，西边就有个敌人，叫做准噶尔汗国。它与大清不断战争，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还在康熙年间，清朝和准噶尔打仗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俄国人的影子了。俄国人给准噶尔大汗噶尔丹提供军火。后来康熙在东北与俄国人打了一仗，就是雅克萨之战，虽然获胜了，但是康熙还是做出了一定的让步，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康熙做出让步，就是要把俄国与准噶尔的关系拆开。

到了乾隆朝，大清收复了西域之后，整个北部和西部的边疆变得更加漫长，就更有防止俄国人南下的必要。

在收复西域之前，今天的河西走廊就是帝国的边疆，收复河西走廊之后，帝国的边疆向前延伸了好几千里，一直深入到中亚腹地。中国从一个东亚帝国，变成了一个亚洲帝国。帝国的国防安排会遭遇巨大挑战。打过去不难，难的是如何守得住。先要收买当地人心，还要有庞大的系统性的国防驻军安排，还要建立一个庞大高效的后勤补给。

大清为了巩固庞大的边疆地区，统合了中原、草原和绿洲的力量，构筑起一个从天山南北，经长城一线和蒙古草原，一直到东北地区，规模巨大的国防体系。这就是长城——天山走廊的重要性。

西域绿洲地区地理相当破碎，大清驻军要从当地汲取人力和财力，都不可能自给自足。大清不得不从东北和内地调动了庞大的军力、人力、财力和物力。大清在天山北麓建立了3个重镇，分别是伊犁、乌鲁木齐和巴里坤，从东北和内地调来的驻军主力就驻扎在这里。

俄国从中国的西北割走了4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那会儿是因为大清正忙于镇压太平天国，顾不上西北了。在这块土地被割走之前，伊犁是整个新疆的核心，最重要的军队和统御全疆的最高长官都在这里。这里就是帝国的战略前沿区。通过这里来防备俄国的南下，同时可以控制中亚的游牧部落，保障南疆和北疆的安全。核心就是伊犁将军府。但是，伊犁这个地方离帝国的核心区太远了，还要有个战略支援区，这作为后方支援地存在，也是东部来的各种物资向伊犁继续转运的重要中转站。

从这里在往东，还有个战略接应区，就是巴里坤，在今天的哈密北边一点，今天这里是个小地方，当年这是新疆的三大重镇之一。因为这里是连接蒙古草原、哈萨克草原、青海草原三大游牧区的汇合点，控制了这里，这三大草原的势力就都能控制。这里对于帝国的安全是至关重要的。

大清组织人力沿着天神北麓开发出连绵数千米的农业地带，打通了从天山北麓到河西走廊，一直到陕西关中平原的农业地带。这里出产的粮食等农产品与北方的蒙古、哈萨克等草原游牧部落的皮毛、牲畜进行贸易交换。

沿着长城——天山一线，作为游牧、农耕和绿洲的交汇地带，形成了一个规模巨大的市场网络，里面有一系列极为重要的贸易重镇，像张家口、呼和浩特、包头，新疆的奇台，等等。这个庞大的商业市场，还吸引了国际的商业力量，比如俄罗斯和中亚的商人。

这样形成的长城——天山大走廊，是关系帝国命脉的走廊，可以看到从东北到西北，从中原到塞外，从江南到北国，来自游牧、绿洲、农耕区的人群，随着国家的军事和市场力量的扩散，发生着复杂的变迁、流动、分散和凝聚。这是中国的帝国建构史上最为激动人心的历程之一。

到了19世纪中叶，由于现代经济和现代技术的冲击，长城——天山大走廊的重要性逐渐衰落了。但是还是留下了一系列重要的历史遗产。比如伊犁、乌鲁木齐、巴里坤，这一线的众多城镇、多民族聚居区等等，理解这条大走廊的历史重要性，是理解中国形成史，中华民族形成史非常重要的钥匙。

第二条走廊，苗疆走廊。苗疆走廊是从今天的湖南西部，向西一直贯通道云南昆明的一条走廊，横贯整个贵州。贵州这个地方，古代有三句话形容它，“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历史上贵州一直是个奇特的地方，从元朝考试，帝国有效统治的地区，就把它给围在中间了，周边有湖南、四川、云南、广西等。从地理上说，贵州是内地，但是帝国却把它定义成边疆。因为帝国没法儿有效地统治这里。

但是，这里逐渐成立帝国用来联系、统治云南的非常重要的走廊。因为云南的中原内地之间隔着各种大山，路非常难走，但是云南的大河很多。由于大河的联系，云南和东南亚之间的关系经常比它和中原之间的关系更密切。所以，古代的中华帝国为了经略东南亚，就必须得经略云南。否则帝国就只能龟缩在中原地区。云南对于帝国的意义，类似于西域对于帝国的意义一样。

但是，从中原怎样到云南去呢？元朝的时候，主要是从四川走的。那边尽管山也很多，但也比贵州好走一点。贵州这边也有一条路，但是重要性很低。到了元朝末年，天下大乱，四川人口损失极大，于是从四川入云南的道路，重要性急剧下降。

明朝治理云南，就着重于贵州这边的道路。朱元璋的时候，花费了巨大的人力，更大规模地修建了贵州这边的驿道，接下来派重兵布放。到了朱棣的时候，为了管理这条驿道，索性就在贵州建立一个省。这条通道，就是苗疆走廊。

为了建设管理这条通道，明朝推动汉人大规模移民，许多士兵携带家属迁徙到这里。苗疆走廊相当于依靠国家力量开辟出来的汉人移民走廊。儒家文化和沿线的少数民族文化开始出现各种融合的现象，沿线的苗人文化变得跟过去不一样了，移民过来的汉人，其文化和社会结构跟过去也不一样了。中国的文化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苗疆走廊在明、清两朝都成为帝国赖以控制西南边疆的首选的通道，一度成为唯一的通道。不仅这样，苗疆走廊还逐渐发展成了贯通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连通周边多个省份的经济走廊带。这条路上逐渐发展得城镇密集、人口集中、民族众多。这条走廊如果没有，中国南方很可能割裂成几块。四川、云南、两广、两湖彼此之间都是割裂的。但是，由于这条走廊的存在，南方完全被联系成一体。

正是走廊地带在定义着何为中国。走廊地带不是后人的附会，它是历史形成的。

加餐|贵霜帝国，如何成为“中介性”枢纽？

贵霜帝国，在公元1至3世纪之间，是世界上的顶级帝国之一。当时世界上有4大帝国，分别是东边的东汉帝国，西边的罗马帝国，还有波斯帝国——当时叫做安息王朝，再有一个就是贵霜帝国了。贵霜帝国的疆域，从今天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向南一直覆盖到今天的巴基斯坦和印度西北部的恒河流域。

贵霜帝国曾经对世界贸易、文化都发生过一系列很重要的影响，对中国内部也产生了很多重要影响。这个帝国本身与中国有撇不清的关系。贵霜帝国的建立者是大月氏（ròu zhī）人，他们原本在河西走廊，新疆东部地区游牧的，后来被匈奴人打得很惨，可汗也被杀死了，而且可汗的头骨还被匈奴人做成了酒杯。

惨败的大月氏人向中亚逃，没想到进入中亚建立了一个大帝国。大月氏人刚刚逃到中亚的时候，建立了5个游牧小国。到公元一世纪，其中一个叫做贵霜的小国统一了其他小国，建立了贵霜帝国，它是历史上少有的同时统治了阿富汗以南和以北的庞大疆域的帝国。因为阿富汗这个地区是很难跨越的。横贯阿富汗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大山，叫做兴都库什山，这个山脉非常高大，地形复杂，差不多可以被视为帝国的天然疆界。

19世纪的时候，大英帝国和沙皇俄国，它俩在中亚争夺，最后就是以兴都库什山作为缓冲地区的，就有了今天的阿富汗。

到了20世纪后期，苏联入侵阿富汗，在那里陷住了。再往后，美国打阿富汗也非常痛苦。这都是和兴都库什山以及其周边的地形相关的。很少有那个帝国能够跨越这座大山来同时统治南北两边，除了贵霜帝国。

贵霜帝国的北边统治着中亚的游牧地区和绿洲地区。中间就是阿富汗。南边统治到了农耕的印度西北部恒河地区，因此形成了类似大清的二元帝国。

贵霜帝国的南边，顺着恒河向下走，可以通到印度东部地区，印度东部地区与东南亚有着非常密切的贸易联系。

印度和东南亚的贸易联系，也和大月氏人有关系，他们逃到印度之后，改变了印度原来的贸易路线，印度贸易路线的发展与其对黄金的需求有关。在大月氏人逃过来之前，印度的黄金供应主要是北部西伯利亚方向，大月氏人逃过来之后，印度与西伯利亚的直接联系就被切断了，印度商人之后转而到海路上去寻找黄金，就乘船进入东南亚了。这就刺激了印度洋上远洋贸易的发展。再后来，中亚的物产就可以通过贵霜帝国作为中介，再通过印度人贩运到东南亚。

印尼出土的大约是公元3世纪的文物，其上就曾经出现过贵霜风格的图案。据说今天印尼你的苏门答腊地方的土王，在古代也曾经拥有过中亚出产的汗血宝马。这可是曾经让汉武帝馋得流口水的宝贝，而东南亚海岛上的土王，居然还能搞来几匹。这就是可以说明开头提到的问题，为什么爪哇人会做中亚风格的骑马武士雕像。

贵霜帝国同时还能沟通东西。具体看一下丝绸之路就明白了。丝绸之路在穿过西域之后，就进入到贵霜帝国的统治地盘，贵霜北部的绿洲地区，正好是丝绸之路上一个一个的中继站，所以贵霜帝国治下的贸易非常发达。贸易发达肯定少不了货币的支撑，所以贵霜帝国有很完整的货币体系。以金币和铜币为主。这个货币图案看着很有些西方的风格，它就是模仿罗马金币制作的。东汉、罗马都是贵霜的贸易对象，贵霜就把从罗马获得的金币熔化了之后，制作自己的金币。在中国境内也考古发掘出来过不少贵霜的货币。

贵霜帝国沟通连接东西南北的作用，不仅仅体现在这些物质贸易的层面，更体现在文化的层面上。贵霜王朝早期使用的文字是希腊文，它怎么用上这么遥远的文字呢？这与西方历史上伟大的征服者，希腊人亚历山大大帝相关。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一直打到中亚、阿富汗和印度河流域，通过这些战争，希腊文化传播到中亚来了，这段过程在历史上被称作“希腊化过程”。

亚历山大大帝在完成征服之后，有留下人驻守在当地，这些人作为征服者，肯定得把自己的文字弄成官方文字，后来一度被贵霜帝国继承下来了。一直到今天，在阿富汗一些偏远的山区里，仍然有这些希腊人的直系后裔。

同时，来自南方印度的佛教文化也影响了贵霜帝国，成为了帝国的主要宗教。贵霜的君主都是虔诚的佛教徒，他们在帝国的首都建立了许多宏伟的寺庙和佛塔。

东晋时期有个高僧叫法显，他曾经看到过这些建筑，说没有见过这么壮丽的。贵霜在这里还有进一步的发明。它把来自希腊的的造型艺术，和印度的传统相结合，形成了后世缩所称的“犍陀罗文化”，可以理解为用希腊雕塑的风格来雕刻佛像。今天，你在中国各大寺庙看到的佛像，会明显感觉其长得不像中国人，也不大像印度人，这就是犍陀罗艺术的影响。

贵霜的佛教造型艺术影响了中国，佛教本身传入中国，贵霜帝国应该脱不了关系。贵霜帝国是大月氏人建立起来的，但是大月氏人被匈奴打败之后，并没有全都逃往中亚，还有一小部分留在了河西走廊等地。这部分人被称为小月氏。他们在后来又接受了中原王朝的统治。

小月氏人就是佛教从贵霜帝国传入中国的重要人脉中介。因为大小月氏本来就是一家人，所以，来自大月氏的佛教，在河西的小月氏人那里非常有亲近感。以这个为中介，佛教就比较顺利地进入了河西走廊。

刚好，由于汉武帝的征服，河西走廊这边又有儒教，但是儒教在这里又不占绝对的压倒性优势地位。于是，外来的佛教就有机会与儒教形成一定的融合关系。这个过程很重要，因为中原地区的儒教是占据压倒性优势的，佛教要想进一步往中原这边传，如果事先没有点融合工作的话，会遭遇到儒教的强烈排斥，很难进来。在两汉、三国时期，云游在中国的外国僧人，半数以上都是来自贵霜帝国。

我曾经跟王剑利老师合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从河西走廊看“多元互构”》，发表在中国民族报的理论周刊上，里面对这个话题有进一步的讨论。如果有兴趣，可以在我的个人公众号“施展世界”上找来读一下。

32|太平天国时期的中国与世界

从这一讲开始进入中国近代史的讨论。

先从太平天国时期讲起。虽然中国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第一次面临来自西方的压力，但是，当时的帝国统治者并没有理解到这个事儿。在他们看来，英国人的到来，跟噶尔丹从西边的到来差不太多。帝国这时虽然遭遇到一场现代的战争，但是他们对战争的理解还停留在古代。什么时候帝国开始意识到世界已经完全不同了呢？就是从太平天国时期。

太平天国与鸦片战争的关联。鸦片战争与世界秩序变化的关系。英国人向中国输入鸦片，导致大清的白银外流，这只是表层的原因。后面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就是国际秩序的变迁。

美洲和日本的白银供给一旦发生变化，就会直接影响到明朝的经济甚至国运的盛衰。这种影响在清朝的时候还在继续，甚至变得更深刻了。康熙和乾隆的时候之所以有康乾盛世，就是因为当时世界白银的供给特别充足。但是，到了18世纪后期，日本开始再一次禁止白银大规模出口，这个对于大清来说问题还不是特别大，因为还有美洲的白银。但是，没有想到，过了没多久，发生法国大革命了。法国大革命之后，很快就侵入了西班牙。美洲的白银主要是从西属殖民地出来的，法国一打入西班牙，那些美洲白银的供给马上就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于是世界白银供给受挫。好不容易等到法国大革命结束了，拉丁美洲又开始了独立运动，拉丁美洲继续打仗，没完没了。所有这些战争，都让它的白银生产迟迟恢复不起来。从1790年代到1830年代之间，全世界的金银产量减少了大概50%，那就使得白银流入中国的数量大幅减少。这下子大清头就很大了，白银供给的短缺肯定会导致它的经济萧条，但是，通过刚才的解释，你可以看到，在19世纪前期，鸦片的流入并不是导致中国白银净流出的根本原因。因为，在此之前，中国的白银一直是既有流入、又有流出，但是，到了这会儿，世界白银的供给突然减少了，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就急剧下降，而中国流出的白银数量没有变化，那一进一出，就变成了中国白银净流出。于是经济就萧条了，大清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大清把原因归结为鸦片的大规模流入，最终引发了1840年鸦片战争。鸦片战争的结果，一方面是割地赔款，一方面是改造了外贸秩序，从广州作为唯一的外贸港口，变成了5口通商。5口通商给大清带来了更大的冲击，因为，当时大清主要的外贸商品是茶叶、生丝、瓷器、漆器等，它们的主要产地在江南、江西、两湖、福建等地，在过去只有1口通商的时候，从产地千里迢迢运到广州，运输途中最困难的是翻越南岭的一段，南岭就是分隔开两广和中原的地理分界线。翻越南岭的路程养活了一大批搬运工。搬运工主要是广西人。

可是，在5口通商之后，用不着把这些东西运到广州了，出口品可以就近从上海、宁波、福州、厦门买到海外，广西籍的搬运工就失业了。偏赶上这会儿又是经济萧条，大清的人口膨胀又到了临界点，在加上两广地区又是基督教比较早的传入的地方，基督教就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动员和组织的手段。这些全都加到一块儿，最终，太平天国起义就在1851年在广西这个地方率先开始发动了。而且它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迅速地席卷到了长江中下游地区，这是大清帝国最富庶的地区。一直坚持到1864年。

太平天国时期，大清对内关系上发生的变化。在太平天国起来之后，大清突然发现，我大清当年叱咤风云的八旗军队完全不顶用了。因为，在灭掉准噶尔之后，大清经历了差不多1百年的和平，只打过规模比较小的几仗，所以八旗这帮爷，他们现在主要的本事是提笼架鸟、听戏唱曲，根本就不能打仗了。那大清怎么办呀？只能死马当活马医，皇上硬着头皮启用汉族地方官员。过去是绝对不能用这帮人的，因为它担心这帮人有异心。但是，现在反正我不启用会死掉，启用也是死，倒不如试一把。于是就开始启用汉族的地方官员，让他们想辙，看能不能摆平太平天国。就有了晚清一系列的汉族名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等等，他们在地方上训练出了湘军、淮军等军队，这是在大清传统的八旗和绿营之外的军事系统。

而且，朝廷在这会儿也没有银子给曾、左、李、胡这帮兄弟，因为朝廷的银子本来就是来自江南地区，而江南地区已经被太平天国占了，这几个哥们是怎么练的兵呢？朝廷虽然没钱，但是他们给政策，允许征收厘金作为军费。厘金就是各个省之间运输商品时的过境税，这几位重臣就是靠着厘金的支撑，训练出了可用的军队。当时能够征收到的厘金的规模颇为不小。这意味着各省之间的商品规模不小。

这种规模的内贸能够发展起来，主要是依靠外贸拉动。外贸的拉动力，来自于5口通商。但是，不要以为这几个重臣通过征收厘金，平定了太平天国对大清来说全都是好事。另外一个负面的效应浮现出来了，就是地方财政对于中央的依赖性变小了。

中国之所以从宋朝进入到平民社会之后，帝国的朝廷始终是采取强干弱枝的政策，就是财权和军权全都收归中央，地方必须严格地受制于中央，用这个来确保帝国的统一。正是这种政策，使得大宋到大清，这9百多年的历史里面再也没有出现长时间的分裂割据的状态。这与宋以前的豪族社会不一样，在这之前时不时就会出现分裂状态，而且一分裂就好几百年。

但是，为了应对天平天国，大清不得不让地方督抚自筹经费，这就带来一个结果，大清帝国从强干弱枝，变成了强枝弱干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下降，不仅仅体现在财政方面，也体现在人事和军事方面。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时候，朝廷不得不允许这些地方督抚们便宜行事，他们可以自行任免奖惩各个地方的官员，这就培养出很庞大的地方势力集团。这个在过去是绝对不允许的，但是到这会儿没辙了。而且在和太平军打仗的时候，人们又发现一个问题，冷兵器完全搞不定了，必须使用热兵器。李鸿章就从洋人手里买了不少洋枪洋炮，最终他是用这些武器轰倒了南京城墙，才灭掉了太平天国。而中国的战争，从此进入到热兵器时代。

但是，要想用热兵器，自己能生产那肯定是最好。你要不能生产，好歹你得能修理，你才能顺利地使用热兵器，而生产跟修理热兵器，你要能干这活儿，意味着你这儿的社会分工已经很复杂了。复杂的社会分工，在草原地区，根本是做不到的，只有在中原地区才能做到。

所以，咱们可以看到，太平天国起义，对中国内部带来一系列极为深刻的变化：第一，在大一统了8、9百年之后，帝国从强干弱枝变成了强枝弱干。所以，在几十年之后，发生了北洋军阀割据的状态，在此之前，多少年都没有分裂割据的状态了。另一方面，这种强枝弱干又正好和满汉的差异结合在一块儿。鸦片战争以前，它的治理智慧极为高超，汉、满、蒙、回、藏，各个群体都起着彼此无法替代的功能，而且每一个群体，它在帝国内部的权重都是一样的。不管你人多还是人少，都没有区别。帝国就有了一种内在的均衡性。

但是，到了天平天国之后，财政秩序、军事秩序、人才秩序、精神秩序，所有这些全方位地转为由中原的汉人主导了。这就使得帝国内部的均衡一下子被打破了。这个对帝国来说，就非常麻烦了。以前帝国内部均衡，满、蒙这两个群体是又吃饭又干活，有一些特殊地位，别人是可以接受的。但是，现在帝国失衡了，满、蒙这个两个群体，就有了光吃饭不干活的嫌疑了。他们的特殊地位，逐渐不为汉人所容忍了。

对于满、蒙这两个群体，他们本能地做一些自保的努力，这种自保的努力，表现在政策上就是变得越来越保守，而对于一部分汉人来说，你们这帮家伙，不光是光吃饭不干活，而且我们费了好大劲在努力拯救帝国，你还不断拖后腿，那索性推翻你们算了。

于是，革命的理念也在这个时候埋下了。

太平天国给帝国内部造成的深远影响：埋下了地方分裂的种子；导致了帝国内部的失衡。从而埋下了革命的种子。

再来看一下，这个时期，中国在对外方面的巨大变化。这个变化主要体现在大清对世界的理解出现了巨大的变迁，而且大清开始努力融入国际条约体系了。

国际条约体系，就是西方在近代历史上所建立起来的一种新的国际关系形式。

严格说来，大清在对外的方面的变化，并不是太平天国运动带来的，他只是刚好赶上了同一个时期。这个时期还发生了一件大事，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就是这次干的。这场战争的结果，让大清大吃了一惊，让大清不得不重新理解世界。大吃一惊，在火烧圆明园，首都已经完全被人给占了。在过去，帝国的首都被人占了，意味着亡国了，但是，这次大清完全没想到，英法联军占了北京之后，居然根本就没打算灭亡你，而是要求跟大清签订条约，只要条约签订了，这俩国家就按照约定退兵了。这是一个闻所未闻的搞法。

大清过于对于世界秩序的理解，是古代中华帝国留下来的朝贡体系。在这两次鸦片战争之前，西方国家跑过来是想跟大清签订平等贸易条约的，但是大清坚决不允许。认为你们这些破国家，离我十万八千里，还想要平等？离得远这能说是低层次的国家。再说了，跟你们平等了，朝鲜、越南这些离我们近的藩属国，我该咋对待他们？

但是，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大清被打得不行了，不得不接受和西方签订平等条约的要求。而实际上这些条约里面，埋藏着许多不平等条约，大清再想要平等，这会是西方人不给了。大清在和西方人签订了条约之后，发现过去的六部衙门没法儿处理这些条约体系，所以它又设置了一个全新的部门，叫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就是总理衙门。从此中国就开始了努力融入现代世界的进程。总理衙门在这里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总理衙门一方面是作为最早期的外交部存在的，另一方面，总理衙门也主导着开启了洋务运动。洋务运动一度看上去比较成功，它的推动和发展也跟国际上贵金属供给的变化密切相关。

在1856年之后，在美国的加州和澳洲又陆陆续续发现了一些新的银矿。而且拉丁美洲的秩序也逐步恢复了，这样，全世界的白银供给又比较充足了。所以咱们可以看到，在这之后的几十年里，大清的鸦片进口的数量甚至比鸦片战争之前还要更大。但是，白银不再是净流出了，而是净流入。这样，大清的财政压力就极大地缓解了。并且经济也开始恢复景气。

正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帝国才真正地获得了镇压太平天国的能力。

又过了十几年的时间，西方国家陆续开始实行了金本位制，要实行金本位制，就要开始主动储备黄金，储备黄金就意味着要抛售白银来购买黄金，于是世界市场上白银的供给又开始过剩了。反过来，大清这边它的货币还是银本位制，它对白银的需求仍然很大，所以这些过剩的白银就源源不断地涌入了大清。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由于黄金相对白银的比价不断上升，就相当于大清的货币在不断地贬值，这在一个方面刺激了大清的出口，另一方面使得西方国家到大清来投资变得非常有利可图。因为我在西方是拿出黄金来的，我到中国可以兑换出比在本国更多的白银，那我在这里来投资肯定很划算呀。

大清在过去主要是农业经济，而洋务运动所要发展的是工业经济，工业经济对于资本的需求远远大于农业经济。

所以，在这几种要素的叠合之下，它们使得大清的洋务运动欣欣向荣地搞了起来。

33|左宗棠借力伦敦，收复新疆

西域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中国最初是在这里找到了大国博弈的感觉。西域实际上大中亚的一部分，包括今天的新疆，以及西边的那几个斯坦国。

大中亚是近代历史上大国博弈非常重要的场所，在中亚的大博弈实际上包括两个方向。南北方向主要是俄国和英国之间的，海洋帝国跟大陆帝国之间的博弈。在这之外，还有个东西方向的，东西方向主要是中国跟俄国之间。里面还掺入了另外一些要素。

中亚南北方向的博弈。无论南北还是东西方向的博弈，都与中亚的地理结构相关。以帕米尔高原为界，大中亚可以分为东西两个亚区域，东边就是中国的西域，西边就是今天中亚的几个斯坦国。大中亚还有一个南北疆界，那就是从帕米尔高原西南方向延伸出去的兴都库什山脉，以这座山脉为界，又可以分为南北两个区域。

所以在南北方向的博弈上，主要是俄国跟英国，俄国博弈的主要目的是极力想要南下，想要深入到欧亚大陆的腹地，对他来说，最理想状态肯定是可以一直往前冲，一直冲到印度洋，搞一个不冻港，这是最理想的了。但是这个肯定很难了。即便我没有办法跑到印度洋去，我也能够对英国最重要的那块殖民地印度，对它造成一个威胁。只要我在印度能够对英国构成威胁，那么英国在欧洲自然就腾不出手来了，我在欧洲就可以再去玩别的事儿了。这是俄国的一个战略，英国肯定不愿意。

英国的战略是一定得要为印度保住它北边的战略空间，只要能够保保住印度的安全，就能确保印度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的资源，可以持续地支撑英国这个海洋帝国在全世界到处去搞事。

英国跟俄国在中亚博弈最终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缓冲国，这个缓冲国就是今天的阿富汗。用阿富汗把两个帝国分开了，以便避免他们之间不必要的冲突。

南北方向上的这个博弈，跟中国的关系不太大。中国参与的主要是东西方向的博弈。

所谓的东西方向，其实就是以帕米尔高原作为界限。东边就是中国的新疆，西边就是今天中亚的几个斯坦国。在东西方向上的博弈也很多。从这里可以看到中国在世界上一个独特的位置，就是它作为海洋帝国跟大陆帝国之间的中介性的存在，一个非常独特的位置。通过晚清左宗棠收复新疆，可以看出，中国在这个方向上的博弈，启示出中国作为海陆枢纽帝国的历史意义。

谈左宗棠收复新疆，第一步得谈新疆是怎么丢的。大清在19世纪中期的十几年当中，主要的精力都被用来平定中原内部的太平天国内乱，肯定就没有足够的精力去照看边疆了。结果，被一个来自中亚的冒险家，这家伙叫阿古柏，被他给抓住了机会。阿古柏在1865年的时候，趁乱就侵入了新疆，这家伙是一个狂热的原教旨主义者，所以他能够动员起一大批的信徒跟到他一块冒险。他很快就控制了整个南疆。新疆在他的统治之下，跟今天的伊斯兰国有点像了。阿古柏又迅速地挥师北上，打败了另一个教派的穆斯林，又攻下了乌鲁木齐。一旦攻下乌鲁木齐，就意味着你有能力绕过天山直接进入北疆了。在这会儿，整个新疆事实上已经脱离大清的控制了。

俄国一直在旁边看着呢，它一看阿古柏要冲入北疆了，俄国马上坐不住了，在1871年的时候，就派兵冲入了北疆最重要的战略地区，叫做伊犁。俄国把这儿控制住了，但是俄国并没有说我要割走伊犁，它说替大清代为管理伊犁。等到日后大清收复新疆的时候，我把这里还给大清。说到这，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俄国对于土地总是有一种特别的贪婪，它怎么会说这个土地我不要，我替你守着，等日后我再还给你。

实际是因为俄国当时完全没有想到大清日后还能收复新疆，它以为大清从此就丢了新疆了；在俄国看来，假如我把伊犁完全拿下的话，会有一个麻烦，由可能我会把阿古柏，以及原教旨主义者，把他们所有的敌意全都裹挟到我一个人身上来了。

当时的俄国正要想法控制住中亚几个斯坦国的地盘，当时还没有斯坦国。俄国在做这个事儿的时候，很快就意识到阿古柏的原教旨主义对自己很危险，以为一旦阿古柏的这套东西把人给忽悠起来的话，不光在新疆能忽悠人，跑到中亚几个斯坦国的地盘同样能忽悠人。假如阿古柏把中亚的力量给忽悠起来的话，俄国对中亚的控制就会非常不确定了。如果阿古柏只是在南疆待着的话，这对俄国来说问题还不大，因为帕米尔高原，就把南疆跟中亚给结结实实地隔开了，要想来回跑的话，成本非常之高。但是如果阿古柏再控制了北疆伊犁的话，那就是另一回事儿了。

伊犁跟今天的哈萨克斯坦在地理上就是一体的，没有什么山阻拦着。直接就跑过去了，一马平川的大草原。阿古柏太容易从这儿冲到帕米尔高原以西的中亚了。所以俄国就一定要把伊犁给控制住，绝对不能让它落到阿古柏的手里。

但是，假如这样地话，对俄国来说有另外一个问题，它有可能把阿古柏和他所有的追随者的敌意都转到自个儿身上来，这是事儿特别不上算。所以俄国还有另外一个考虑，怎样才能把激进的伊斯兰的力量，把它注意力转开呢？很简单，把大清拉上，让大清跟到一块分担风险。因为在俄国看来，反正大清它也根本不可能收复新疆，俄国不妨就以代管的名义做个顺水人情。一方面能够证明我根本没有想贪图你的伊犁，另一方面又能把大清给拖到这趟浑水里面，不让它走。于是大清就能分走原教旨主义者一半的注意力。对俄国来说这肯定是个最佳策略。

这也是为什么俄国没有狮子大开口，直接霸占伊犁的根本原因。实际上我们要是往后面看的话，以后的历史上，俄国，以及后来的苏联，它们都曾有好几次机会能够拿下新疆，但是这些机会它们全都放过去了。原因就在于他们不愿意让那些极端势力的敌意全都汇聚到自己身上，而一定得拉上另外一个人跟着趟浑水。而这另外一个人是谁？只能是中国了。

所以，我们就能够看到，近代以来的中亚，跟古代中亚有个很大的区别。古代的中亚是东西方贸易的一个必经的通道，所以它非常富裕，文化也很发达。但是到了地理大发现之后，中亚从世界交通的中心一下子变成世界交通的最边缘了，它就变得又贫穷又没文化，变得非常混乱了。

在这种情况下，中亚很难自主地建立起来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它只能等到外部世界建立一个大陆帝国，来把它包进去，获得一个秩序。但是，在中亚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在咱们说的，各种各样的极端势力。对于这些深入中亚的大陆帝国来说，只能采取一个办法，就是特殊类型的分而治之，由两大帝国来分别面对这个极端势力。西部注定是属于俄罗斯帝国的，东部就注定是属于中华帝国的。而东和西的分界，有一个现成的地理条件，就是帕米尔高原。

接下来看一下左宗棠如何收复新疆。这里可看出中国作为海洋秩序与大陆秩序之间一个必要的中介性力量，使得全球秩序得以成立。

左宗棠在打太平天国的时候，也是大清的一员重将。等到终于把中原地区的战乱都给平定了，把太平天国也给打败了，于是大清也就能腾出手来对付边疆问题了。左宗棠是说服了太后，可以出兵西征。但是太后跟左宗棠说了，你要西征的话，兵有现成的，就是你当年打太平天国用的那些兵，但是朝廷没银子，也就是说没有军饷。这左宗棠头就很大，因为收复新疆这肯定是一个持久战。要是没有军饷的话，这仗根本就没法儿打。那这事儿怎么办呀？后来朝廷就另想了一个办法，贷款。

大清从汇丰银行贷款，前前后后一共贷了1500万两白银，用这个来解决了左宗棠所需要的军饷。对于汇丰银行来说，要往外发放这么一大笔贷款，对方必须得要有担保物。大清用帝国的海关税收做担保。这有两个前提，大清海关的账本要符合现代规则，汇丰能够看懂。当时大清海关的总税务师是个英国人赫德。在赫德的管理之下，海关账本都是按照现代的会计准则记录的；海关的关税规模还必须足够大。关税的规模取决于贸易的规模，大清帝国的贸易规模是在鸦片战争之后，有了5口通商了，于是帝国的贸易规模就迅速地扩展起来了。这些事儿让大清获得了一种特殊的战争融资手段。

汇丰银行从哪里搞了这1500万两白银借给大清呢？汇丰靠的不是储户的存款，它跑到了伦敦的金融市场发行债券，完成融资，再借给大清。大清再用这笔贷款，来平定内陆深处的动荡。在那会儿，伦敦对世界金融市场的统治力，比今天的纽约对世界金融市场的统治力要大得多了。那会儿的伦敦就是整个海洋世界的运转轴心。中国成了一个中介，海洋世界跟大陆深处动荡地区之间的中介。军饷从海洋世界来，海洋世界不会直接到大陆深处去打仗，所以，中国就成了中介，海陆枢纽。

近代中国在困顿和迷茫的时候，正是通过中亚才能发现它的历史意义。左宗棠在说服太后的时候说过：“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中国作为海陆枢纽的身份，正是通过中国融入世界而被激活的。

 

34|南洋华人对近代中国的塑造

中国历史是在草原-中原-海洋，这样的三重结构中展开的。而帝国就是在过渡地带生长起来的。在古代是草原和中原的过渡地带，比如大唐、大清。到了近代，这个过渡地带就是南洋了。

它是现在中国转型所需要的最重要的政治智慧的来源。这里的海洋所指的绝对不是东海或者南海这种区域性的海洋，所指的是整个世界海洋，因为在地理大发现之后，全世界的海洋就连为一体了。南洋可以同时调动起两个方向资源的人是南洋华人，海外华侨。

海外华侨最基本的载体是宗族关系，这种宗族关系主要是依托东南沿海地区既有的社会结构。这种宗族关系有一种双刃剑的效应，既帮助华人铺开了庞大的能够跨越海洋、跨越地区的网络，同时，也限制了华人在海外的政治影响力，最终它需要被一种新的观念所整合，才能真正地推动中国现代观念、现代政治转型。

首先解释一下为什么东南沿海的宗族关系比别的地方更强大。还是要回到地理上面去。从浙江南部开始一直到两广，有一系列的丘陵，这些丘陵不特别高，但是地理结构非常复杂，交通起来特别困难。你在北方即使跑了几千里地，当地方言还是听得懂。但是，在东南沿海一带，你翻过一座山，有可能，旁边说的话你就听不懂了。这样的地理结构使得东南沿海与中原比较起来，所受到的战乱的波及会比较小，地方自治受到朝廷的干涉也会比较少。东南沿海的宗族结构比北方、中原保存得好得多。

东南沿海的老百姓下南洋的时候，这种宗族关系就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一种风险安排机制。区海外冒险，与纯粹在中原种地相比，风险大太多了。现代社会有许多保险机制来对冲掉这种风险，但是，在古代没有。古代就是靠宗族，同一个宗族内部的人，彼此之间都有信任关系，宗族的人迁徙到海外之后，会以老乡带老乡的方式，逐渐地吸引越来越多的人过去，这些人到了当地之后会形成一种互助关系，可以把个体所面临的风险有效地分摊掉。

在海外开枝散叶的人群，和家乡之间，由于这种宗族关系，仍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容易形成一些重要的贸易通道。这种向海外迁徙的过程，从宋朝就开始了，一直延续了几百年。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环中国海的贸易网络。

到了鸦片战争之后，西方人一来，现代的轮船出现了，下南洋的人就更多了。晚清时期中国的过剩人口，在南洋方向获得了一个很重要的出口。这会儿，南洋就有了很特殊的发展优势。

南洋的自然资源很丰富，它被西方征服成为殖民地，可以分享西方庞大的世界市场，有了西方提供的一整套的现代法律和现代经济、技术。由于它地处西方跟大清之间的贸易通道上，这里还有充足的货币资本，再随着大量的廉价的华人劳工的到来，于是南洋很快就发展起一种畸形繁荣的殖民地经济。

宗族结构在这里开始塑造一系列东西了。第一，参与塑造了东亚地区现代国际金融秩序。华人劳工在南洋挣了钱，要回报乡里，需要把钱寄回老家去，就需要比较可靠的汇款通道。这个可靠的汇款通道，从南洋到大陆有两个重要节点，一个是新加坡，一个是香港。这些汇款在这些通道上，有可以转化为非常重要的金融资源。于是，华人想要回报乡里的欲望，反过来，促成了两个最重要金融中心的崛起。

另一方面，华人在南洋的政治地位却因为这种宗族结构受到一种限制。因为宗族可以帮助华人到海外去做贸易，获得信用。但是，华人对宗族的过度依赖，也会局限华人对于秩序的想象。他们所能够想象的秩序都是以宗族为基础的，也肯定会压缩掉他们的政治视野。

甚至，宗族与宗族之间，彼此也难以产生认同。更要命的是，那个时候，大清的人以为大清就是世界了，他们不知道在大清之外还有别的地方。例如陈独秀在辛丑条约之后，八国联军之后，他说我到了那会儿，原来大清只是全世界的国家之一，在大清之外还有一堆别的国家。

如果大家都以为你这个国家就是世界的话，实际上你对这个国家是不会产生认同的。你要认同，一定是区域认同。就像今天咱们不会有一种地球人的认同，咱们只会有中国人、美国人、法国人这种国家性的认同。在欠缺彼此认同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在20世纪以前，根本就没有什么南洋华人，只有南洋的福清人、南洋潮州人、南洋的厦门人、南洋的客家人，等等。所以咱们经常说的，海外的中国人不抱团，在作为一个整体性的中国人来说，确实不抱团。但是在作为同乡的意义上，这帮人是相当抱团的。

同乡抱团还能带来特别强的小群体的凝聚力，用这个为基础，就会发展起一种庞大的华人的帮会组织，在南洋和美洲这些地方最有名的帮会组织就是洪门三合会了，其他还有青帮、哥老会什么的，这些主要是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口岸地区的势力比较强大。

这些帮会组织的存在，让华人在近代早期的南洋一度非常有势力，马来亚那会儿土著经常内战，而华人的武装力量在旁边一站，两边就都能吓得住，因为他们的组织里及战斗力都还是比较强的，但是这会带来一个问题，你的帮会组织越成功，你就越会只认同自己的那个小群体。你不可能产生超越于你的血缘关系跟同乡关系之外的政治意识了，但这种事人算不如天算，不完全是你自个儿说了算了，还得看南洋的别人是怎么办的。别人是谁呢，土著和白人殖民者。这些土著和白人殖民者他们带给南洋华人的压力，最终在南洋华人的身上开始逼问出一种政治意识。对于土著居民来说，华人劳工直接就会抢占他们的工作机会。清朝末期人口过剩，华人劳工极度便宜，到了海外就可以接受非常低的工资标准，土著居民接受不了的，你能接受得了。于是土著的工作就没有了；对于白人殖民者来说，你们这帮华人帮会，天天打打杀杀，不好好老老实实地交税，是一个严重的不安定力量，我也必须得要收拾你。

所以，无论土著，还是白人殖民者，都产生了很强的排华的欲望。对他们来说，他们根本不懂什么潮州人、汕头人、客家人，这种区别对他们来说没有意义，他们眼中只有笼统的中国人。他们面临共同的屈辱，因为这种共同的屈辱，让他们萌生出共同的身份感。于是，一种民族主义的情绪就开始浮现出来了。但是，这种共同的身份感，这会儿也只是一种本能性的感受，实际上南洋华人自个也说不清楚，他们所感受到的东西究竟是什么。要想说出来，就得有一些人对他们进行观念的灌输和塑造。这会儿，流亡海外的维新领袖，如康有为、梁启超，还有革命党领袖，孙中山、黄兴等，他们的工作就开始有用武之地了。这些人通过各种各样的政治宣传，组织工作，把这些海外华人对于苦难的感知给转化为一个意识，假如我们有了一个强大的中国的话，你们就会获得保护，于是海外华人因此就开始产生了比较清晰的民族主义的观念。

他们非常渴望中国能够拥有他们在海外见到的，现代的法律和制度。回头看看中国，看看大清，实在是不争气。于是，这些人民族主义的情绪，渐渐地就被引向了革命的激情，正是因为在海外的这些生活遭遇，使得海外华人成为中国人当中，最早拥有了中国意识和现代意识的一个群体。而中国意识和现代意识，这是中国要进行现代转型，最重要的的两个意识。在这个过程中，孙中山的一系列革命努力，都在海外华人世界里，获得了巨大的支持，以至于孙中山说：“华侨就是革命之母”。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曾经组织过十次起义，其中有八次是靠南洋华人来支持的，很著名的黄花岗起义，里面有29个人是直接从南洋赶回来参加起义的。而孙中山为了革命要大量地募款，他募到的款，有差不多85%是从南洋来的。如果再加上来自美国的募款的话，占到了93%。

孙中山得要有组织资源，才能把革命理念转化为具体的行动，这种组织资源是现成的，南洋有大量的华人帮会。为了把这些帮会资源充分动员起来，孙中山还亲自加入了洪门，成了其中的一个龙头大哥。但是，他在早期发动的革命一直不太成功，问题是以帮会为组织资源，帮会所关注的范围，就决定了革命动员的极限。

这些帮会的人从福建、两广来来，以帮会为组织资源发动革命，也就意味着，你革命的极限也就在这几个省份。不可能形成一个全国性的动员。这会儿，大陆的一些口岸城市开始起到了重要作用，比如上海、广州、汉口、九江等这些有租界的地方，都是口岸城市，他们比东南亚的南洋华人对中原有更紧密的联系，同时，在租界地区，他们同样能够感受到现代的政治、法律、观念。所以，这些口岸地区，我就把它们定义为一个广义的南洋。

20世纪初期，以这些口岸地区为基础，成立了一些革命组织，它们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这些地方对于中原的理解，比南洋华人更加深入，并且，它们所能够动员起来的资源，也不再局限于福建、两广等有限的几个省份，二是能够在国内形成一个更大范围、更大规模的动员。比如广东地区的兴中会，浙江地区的光复会，湖北地区的华兴会，最终合并成了同盟会，最终带来了辛亥革命。中国的历史，从此进入到了革命的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