枢纽——中国史纲
05|诸子百家的三大流派
战国百家争鸣,对古代传统的态度有三大类:力挺(儒家)、抛弃(法家)、无所谓(道家)。儒家是复古的态度;法家是入世的态度,在中原地区产生的;楚国蛮夷之地,就提倡出世,产生了道家。
儒家最初是从商周两朝的巫师系统里发展出来的,古代的巫师是沟通天意和人世的神职人员,通过占卜与祭祀来实现,《左传》提到:“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到礼崩乐坏的时代,要复古第一步就是能说清楚“古”是啥样的,而巫师系统有完善的记录,是最合适的解说人选,于是就逐渐发展成儒家了。孔子是此前的巫师传统的集大成者,他说复古的路径就是“克己复礼”,只要做到了,就达到最大理想“仁”。春秋以前的礼是对传统的盲从,随大流儿,到了礼崩乐坏的时代,不能这样,因为“礼”变了,随大流儿也不行了。这时就产生了尊“道”的勇气,是为儒家。
法家对此不赞同,用“法”取代“礼”,推行“法、术、势”,“法”出自君主意志。法家只有在异国才能成事,因为在本国受到忌惮。
道家主张超然。代表人物庄子,对大肆搜捕他的惠施,他不屑与他争魏国宰相之位。老子反问,搞什么搞?最糟糕的就是你们这些搞事的人,世界恰恰被你们搞坏了。道家认为,,当今之计,是发下非得要搞点事的想法,顺其自然,让世界、百姓自由自主活动,事情自然就好了,这叫“无为而治”。
06|法、道、儒:皇上到底喜欢谁
周秦之变。战国终结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走上了大一统的道路,从而带来了周秦之变。从秦皇到汉武,帝国官方思想经历了很有意思的变化,从法家、道家、儒家的转换过程,这个变化过后的机理很重要,是理解大一统帝国的基础。
周秦之变,与战国诸侯争霸的逻辑相关。战国时期各国最关心的是如何有效提升国家战争效率,法家最有优势,儒家太迂腐,道家又追求出世,诸侯看不上。只有法家告诉诸侯富国强兵就要变法,改掉传统。过去的传统是人们的身份高低由血统决定,打仗时比的是踢正步,这不行。因为这刺激不了人们,尤其是底层百姓的欲望,怎么让人家跟你玩命。所以必须改,将身份高低与血统脱钩,而是由你从战场上拎回来的人头数量决定,这对刺激人们的欲望的力度很大,战争效率提高。
法家逻辑出来,风气大变。第一个开始变法的是魏国,公元前400年左右,著名的李悝变法。魏国四面环敌,但是因为变法成为战国前期顶级强国。其他诸侯国也跟着学。
魏惠王上台,拒绝了商鞅。商鞅到了秦国,推行“商鞅变法”,迅速让秦国成了顶级强国。
秦国位于六国西部。公元前260年,这一年长平之战秦胜赵,大胜(图片来源:网络)
秦国在边上,地理位置好。后发先至,完成统一中国。秦国统一天下后,法家的逻辑反而走到头了。因为法家是要求提高战争效率,抢别人。统一以后,没有抢的了,就只有掠夺百姓,这种统治不可持久。至秦二世就亡国了。
之后是楚汉争霸。项羽犯了严重错误,恢复了分封制。这样法家的逻辑就又行得通了,被项羽分封在当年秦国地盘的刘邦,没用几年就统一了中国。用法家的逻辑可以分封天下,不能治理天下。
汉朝的治理逻辑发生变化,导致其统治数百年。西汉初年,汉高祖用了道家逻辑,无为而治。汉高祖没有力量可以统治天下,只能尽可能团结各方势力。在其称帝后,将三分之二的土地都分封给了合伙人,但是刘邦的分封制有能力继承秦朝的制度。例如,一家两名成年男丁如果不分家就赋税加倍;不准同姓的人聚居。这样把社会散沙化,没有大宗族,有利于皇帝统治。
西汉定都长安,进可攻,退可守,用8年剪除掉了分封的异姓诸侯王。分封了同姓的王爷,用他们来制衡军功众臣。
汉武帝时期,追求入世的学说有了用武之地,出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的解释能力在儒生集团的手里,不在皇帝手中。在之后的2千多年封建时代,出现了阳儒阴法,或者叫外儒内法。
周秦之变,实际到汉才完成了中华帝国统治思想的大转变。
07|汉人王朝为何不能统治长城以北
不能脱离草原来解释中原。中原的汉人王朝与草原征服型王朝在统治逻辑上有区别,他们相互塑造。
纯汉人王朝为何不能同时统治长城南北?
古代中国什么是汉人?汉人是汉朝以后出现的,不是根据血统定义的,是根据文化定义的,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作为日常伦理道德标准存在,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很不一样,它们的区别在于载体不一样。宗教只要皈依,心中有神就行了,一个人就行;儒家文化要求放在群体中,遵守三从四德、三纲五常。
要有群体,就要有农耕,年降水量400mm才能农耕。所以东亚大陆年降水量400mm等降雨线就差不多与长城重合。儒家思想在扩展的极限处修建了长城。
400mm等降雨线,基本就是中原与草原的分割线(图片来源:网络)
长城以北要想活命,必须游牧化。游牧化后,中原地区的家庭结构、人群结构都没有了,不能按照儒家文化进行生活。游牧化后,就不再是汉人了。
中原王朝可以占领漠北,但是要统治漠北,就必须驻军,驻军必须有后勤补给,从中原运送补给做不到。只能就地取材,只能游牧化。一旦游牧化,就变成匈奴的一部分了。所以中原王朝不能长久驻军草原。儒家文化不能越过长城以北、嘉峪关以西。
中原与草原的继承秩序和统治逻辑不同。
中原人口定居,容易收税,形成稳定的中央财政。可以用财政供养官僚集团,从而形成官僚制帝国。君主与官僚分工,君主象征正当性,其次才是干具体的活,其能力是第二重要的,第一重要是君位继承的稳定性。继承人的身份必须是唯一的,易于识别的,不易引起争议的。这就是嫡长子。中原继承原则就稳定在嫡长子上了。
草原游牧,不便于收税,建立不了中央财政,无法养活官僚,从而没有官僚体系,无法进行大规模治理。只能以小部落为单位行动。小群体可以靠熟人关系进行治理,小群体的上限就是150人左右,即所谓的邓巴数,人类识别熟人的极限。
秦帝国以前,没有强大的草原帝国。西汉帝国时期,一个强大的草原帝国仿佛从天而降。
中原形成帝国,从商朝算起,经过了1千几百年积累。
为什么草原上没有什么时间的积累,一下建立起庞大帝国呢?为什么元、清能够建立起同时统治长城南北的大一统帝国?
08|草原征服型帝国为何能一统中国
草原征服型帝国的出现,是因为中原的统一。
草原马是中原战争的必需品,中原有战事,草原部落卖马收入不错,也不愿意联合起来;中原统一后,就减少甚至取消了马的贸易,草原部落就要联合起来抢中原地区,从而形成大的草原帝国。
草原骑兵生产、生活、战斗单位合一,战斗效率高,后勤保障稳定,战争中是净收益,会对中原帝国产生巨大军事压力。可汗垄断对战利品的分配权,产生由战争衍生的中央财政,来凝聚起各个部落。可汗必须不断地从中原抢东西,才能维持中央财政,因此,对可汗的要求是必须很会战斗。
因此,可汗不能是小孩儿,但是不能确保可汗去世时儿子都成年了。所以,草原上的继承制度是兄终弟及,而不是父终子及。
但是,第二代的子侄辈在遇到继承问题时就会打起来,就会内战,草原帝国随之解体。是为“胡虏无百年之运”。产生周期性的继承、瓦解危机。汉武帝征服匈奴是占了这个便宜。
大可汗养不起所有的兵,受到小可汗的制约,因为小可汗的兵不直接听命于大可汗。军事贵族民主制因此可以长期保留。
中原帝国面临周期性的衰败危机,因为官僚体系会以权谋私,导致国家衰败。这时,如果气候变化,导致北方游牧民族面临生存危机,大举南下,已然衰败的中原帝国疲于应对,加收赋税,导致农民造反,帝国崩溃。
中原贵族大部分被铲除了,草原上有天然的贵族制,要重新构建新的帝国架构,需要贵族势力来牵头。因此历史上多次由草原力量入主中原重构秩序,唐朝就是典型,从北魏开始。
多数是东北的草原力量入主中原。东北是中原和草原的过渡地带,东北北部是呼伦贝尔大草原,南边是辽东的农耕地区,在东北的势力必须懂游牧和农耕两种制度才能稳定发展。这里的势力入主中原,就可以建立二元帝国,在长城以北按游牧的方式统治,长城以南按农耕方式统治,入关后可以用中原的财富将草原骑兵全部养起来,军事贵族就消失了。继承关系也转化为父终子及,破除了周期性继承危机。国运可以超过百年了。
09|中国是如何走向豪族社会的
汉武帝执政的副产品是豪族社会的兴起。
汉武帝时很有钱,与匈奴打了44年。汉朝大幅增加赋税用于战争,很多百姓成为流民,许多百姓投奔地方豪族。豪族来源于战国时期的遗留世家大族、大商人、地方的大侠豪强。
汉武帝末年天下户口减少了一半,有一半的人逃到了豪族的门下。这时中央政府就不大能压制地方豪族了。从此,西汉初年散沙状的社会就过渡到了豪族社会,随后维持了1千多年。到了唐宋之变之后才结束。
豪族压过了中央,就出来了王莽,篡位成了皇帝。他宣布土地、奴婢、盐铁经营权、山川林泽、铸币权等收归国有,设立国家储备机构、用以调节物价。目的是控制豪族。
很快豪族推翻了王莽,刘秀是这些豪族的领袖,他于是就建立了东汉政权。东汉只能是皇帝和豪族共治的朝代。
10|为何后汉皇帝“亲小人、远贤臣”
贤臣是儒家化了的豪族,也称作士族。豪族有了文化就可怕了,对皇帝有很强的制约力。
东汉开国的几个皇帝所处的时期士族还不够壮大,后来士族逐渐壮大,对皇帝的制约加强。皇帝于是找自己信任的非士族的人,这些人被士族认为是“小人”。这些人只有在宦官和外戚中找,因为他们要依附于皇帝。
皇帝与士族的斗争,加之东汉末年进入小冰期,连年天灾,民变四起。民众为了自救,组织起民间宗教,皇帝天天颁发罪己诏,百姓不信任皇帝。公元184年爆发黄巾起义。皇帝没办法平叛,就希望豪强帮忙,但是豪强都想趁机自己称霸,由所谓的贤臣变成了地方军阀,帝国就分裂了。
孟达原来是蜀汉政权的人,他的失误让关羽丧命,就投奔了曹魏政权。曹丕重用了孟达,让他镇守蜀、魏之间的要道。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刘备已死,曹丕也死了,孟达在魏国不好过,他想回到蜀汉政权。
诸葛亮看到孟达的消息,大喜,还让李严也修书劝他过来。孟达也下定决心要投奔蜀汉。
但是这时诸葛亮却故意将孟达要反叛的消息故意泄露给魏国,司马懿来围捕孟达,这时诸葛亮见死不救,任由他被围攻而亡。
刘备等人中没有蜀川人士,冒险占据了原本属于刘璋的地盘,是客人;刘璋留下的旧臣,蜀中的世家大族,是主人。刘备集团是统治者,出身低微,人少;刘璋旧臣是被统治者,出身高贵,人多。
诸葛亮是新人领袖,李严是旧臣领袖,托孤时委托了这两位,来平衡关系。
诸葛亮北伐时,李严分兵驻屯到江州(今重庆),要与诸葛亮分庭抗礼。如果不能压制李严,旧臣都会去投奔他。
他让李严给孟达写信,李严放松警惕,离开了重庆,诸葛亮于是将孟达要反的消息透漏给魏国,再坐看孟达被灭,李严没有外援,就只能任由诸葛亮收拾。两年后,将李严贬为庶人。从此完成蜀汉新人、旧臣两大系统的整合。
诸葛亮搞掉李严的事件,还是士族和寒族矛盾的体现。
曹操的爸爸曹嵩是宦官曹腾的养子,曹操的出身有了宦官色彩,他想加入士族,士族又不接纳他,他只有到平民那里寻找支持了,例如黄巾军。他在青州平了黄巾军后,收编了他们。
曹操必须不断从平民中选拔人才打压士族。“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打掉了士族与寒族的界限。他所凭借的根本力量就是出身平民的青州兵,他们只服从曹操一人,曹操一死,立即哗变。
曹丕控制不住,只能遣散了事,他没有控制士族的力量了,而且他还是篡位的,他只能对士族让步。
东吴、西蜀也面临士族与寒族的冲突。
12|彩蛋:司马懿时代的冤冤相报
曹丕短命,不到40岁就死了。留下4个顾命大臣,曹真、司马懿、陈群、曹休。政权根本——兵权放在皇室宗亲手中,曹真、曹休。用能干的功臣制衡宗亲,司马懿、陈群。
曹叡更短命,30多岁就死了。太子曹芳只有8岁,曹叡再次托孤。托孤给了司马懿、曹爽。曹爽不知道权力的实质。曹爽带着小皇帝和掌管禁军的弟弟一起到高平陵祭祖。司马懿立即控制了皇宫,郭太后也配合他,废除曹爽,这就是“高平陵之变”。
诸葛家族在三国时期狡兔三窟。诸葛亮在蜀汉,他的亲哥哥诸葛瑾在东吴,堂兄弟诸葛诞在魏国任征东大将军。诸葛亮北伐,司马懿被启用,培植了自己的军队。诸葛亮与司马懿是共生关系。司马懿在高平陵之变后两年就去世了,其长子司马师继承了他的地位。此时诸葛亮去世多年,蜀国疲弱。吴国生事,诸葛瑾之子诸葛恪当上东吴宰相,他攻打曹魏。司马师苦战后击败诸葛恪,稳固了地位。
司马师病死,其弟司马昭继承了位子,诸葛诞叛乱、向东吴求援,司马昭苦战击败诸葛诞,稳固了位子。他派钟会去攻击蜀汉。诸葛亮长子诸葛瞻、长孙诸葛尚率军抵抗,战死成都城外,蜀汉灭亡。
司马昭即将篡位时病死了,他的儿子司马炎继承了他的位子,并篡夺帝位,开创西晋。
从司马师到司马昭、司马炎,继承关系混乱,导致“八王之乱”、事业下降。
司马家族面临的历史大势。第一是气候的变化,从东汉中期开始,气温不断下降,到三国魏晋时期降到了最低点。
而从东汉时期开始,匈奴早就分裂成了南北两支。随着气温降低,草原上的资源越来越少,南匈奴就逐渐迁移到长城以南,还有一些别的胡人也迁移过来。迁移胡人数量大了,帝国就受不了了。
另一次气候变化的最低点,就是明清朝代更替的时候。第二个原因是中原社会的豪族化。黄巾起义后,豪族建起很多坞堡,就像一个小城市,可以自给自足,整个社会退回到自然经济状态,税收减少,政府无法统治。
朝廷依赖豪族维持运转,借助胡族守护边疆,但是两拨人都不可靠。
第三个原因是士族的堕落。东汉末年,儒学已经相当发达。但是仍然天下大乱。很多人抛弃儒学,谈玄论道,就有了“魏晋玄学”,其中一小部分人回归内心,去寻找桃花源,比如陶渊明;但是更多的人一边高谈阔论,一边拼命捞钱。还依靠“九品中正”制,将捞钱的地位制度化。后一种人败坏了政治、社会的道德水准。
第四个原因,西晋皇族内斗,“八王之乱”。晋武帝司马炎一统天下后,眼看士族垄断朝野,皇族却无力压制,大臣将司马炎比作汉桓帝、汉灵帝,并说他捞钱进自己腰包,还不如桓灵二帝。司马炎听后大笑,自嘲还能听到忠言,比桓灵二帝强。说明皇上真缺钱,拿大臣们没辙。
司马炎大肆分封同姓王爷,力图压制士族。结果导致“八王之乱”,互相攻击,找来胡人帮忙,导致更加混乱。
天下大乱后,大量士族带领百姓逃往淮河和长江流域。皇族的一个小支,司马睿,在南逃途中建立东晋。因为是士族捧起来的,东晋皇帝更需要与士族合作。司马睿登基时极力拉着士族领袖王导,一起接受群臣朝拜,是为“王与马,共天下”。
士族没有能力抵抗北方胡人的南侵,需要将流民编为军队。高等士族制约皇帝,低等士族统领军队,政权与兵权分离。朝廷里的其他人更加玄乎地谈玄论道,甚至追求病态美。这些人把持朝政,低等士族的人不满。桓玄一度篡夺了皇位,但是随即就被有兵权的低等士族赶下来了。最终,军队领袖刘裕,逼迫司马氏禅让皇位给他,建立了宋朝(刘宋)。
中国历史进入到南朝阶段。
南朝政权、兵权重合度好,但是皇帝的正统性不行。很多野心家跃跃欲试,政权一直不稳定。
还面临意识形态的问题。北朝逐渐稳定,南朝意识到越来越打不过北朝了,只能强化儒家理念,来强化正朔地位。
但是问题在于南朝皇帝自己就是篡位上来的,形成了两难的困境。皇位、朝代跑马灯似地反复变换。
江南、岭南在宋朝以前一直没有得到开发。西晋末年,北方胡人的驱赶,中原百姓被驱赶至此,长江中下游平原就开发起来了。
南朝皇帝的正统性存疑,于是适当抑制儒家思想,增加道教、佛教思想的传播。并将文化向朝鲜、日本传播。提高文化的统治力。
东亚世界发展起来草原、中原、海洋三重结构的体系。新秩序的生成线是草原与中原的互动,其载体是鲜卑人建立的北朝;新秩序的传播线是中原与海洋的关系。载体是南朝。
14|五胡乱华的血泪与梦想
现在讲一下北边的历史,它分两个阶段:五胡乱华的阶段;北魏建立了稳定统治的大帝国的阶段,被称为北朝。
大唐盛世是在北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过去对五胡乱华,往往说是游牧民族对中原民族带来的灾难。第一阶段是胡人本位;第二阶段是尝试融合胡人和汉人,但是没有成功;第三阶段是混合胡汉的成功阶段,建立了混一胡汉的二元帝国。
胡族是怎么来的?匈奴在西汉末期分裂成南北两支。南匈奴依据到长城以南的汉朝边境地区。后来天气越来越冷,草原上越来越没有吃的,更多的胡族迁移过来。他们住在大汉帝国的北部和西北部边境,和汉人混居。
从东汉到西晋,中原王朝用这些胡人来防御北部边境。那时汉朝自己的汉族军队力量很有限。这些胡人在中原的地位非常低下,早就不满了。
到了西晋末年八王之乱的时候,司马家族内部残杀得不亦乐乎,胡人趁乱而起。
几个重要的胡人首领。第一个起事的胡人,是南匈奴的刘渊,他开启了五胡乱华的时代。他起事的名义是复兴汉室。他是汉朝与匈奴和亲的公主所生的后代,他有一半汉族血统。由于长期在西晋当人质,也精通汉文化。他起事的口号是晋朝窃取了汉朝的天下,我这个外甥要替汉朝报仇。他意识到要成大事,必须整合汉人。但是这个口号的效果不佳,因为两边不讨好。后来就直接改成统一胡人了。
但是胡人本位的国家,统治水准太差了。中原百姓本来就接受他们统治了,他们还是要来抢一抢,跟土匪差不多,完全没拿百姓当成自己的臣民。
终于出来一位汉族的领袖,叫做冉闵,他本来是一位胡人皇帝的养子,但是他在遭遇歧视后推翻了胡人朝廷,自立为天王。颁发了“杀胡令”。这个政策太暴虐了,也不能持久。他败在了来自东北的慕容氏手里。
进入到了第二阶段。领袖是前秦的皇帝,叫做苻坚。著名的淝水之战,东晋以弱胜强,强的一方就是苻坚。
苻坚是明君英主。他意识到胡汉对立的统治模式不对,必须消除胡汉差异。但是他没有找对方法。他从自己所属的氐族共同体开始,他重用汉人王猛为宰相,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同时他也重视利用胡族的力量,对投奔而来的胡族都进行收留,很快统一了大半个中国。但是也埋藏了很大的危险。
有个鲜卑族大英雄慕容垂,打败冉闵的就是他们家人。他因为自己的国家前燕发生了内乱,被迫投奔前秦。王猛看出慕容垂绝非池中之物,要苻坚及早干掉慕容垂。苻坚不接受,反而让慕容垂带领鲜卑部落军,镇守帝国重地。待苻坚于淝水之战惨败,兵力减弱,随后不久就起兵反秦,兴复大燕。就让前秦土崩瓦解了。
苻坚过早放弃了老根据地氐族共同体。慕容垂投奔苻坚后,苻坚灭掉了前燕。对于慕容垂来说,反叛苻坚是复国。
慕容垂建立的政权称为后燕。
第三阶段。这个阶段有两大鲜卑氏族,一个是慕容氏,一个是拓跋氏。他们都来自于草原和中原的过渡地带。慕容氏从东北起家,拓跋氏在山西北部的长城沿线地区起家。他们既懂得草原的逻辑,也懂得中原的逻辑。
慕容氏建立了前燕,后来还打败了冉闵。然后就准备入关,但是遇到了前秦苻坚,结果被灭国。才有了慕容垂投奔苻坚,随后有反叛的事情。最后慕容垂兴复大燕也没有成功,他败给了建立北魏的拓跋珪。
拓跋珪为北魏开国皇帝,道武帝。他先是打败了草原上的其他部落,然后再南下进入中原,把慕容氏恢复的三、四个燕国都给灭掉了。随后他推行了一个重要的政策“离散部落”,把部落这种小共同体打碎。他同时离散了他统治下的拓跋氏部落,以及其他所有胡人的部落。他保留鲜卑部落制的一部分,因为部落制也是军事编制。把被离散掉的鲜卑部落重新编为八部,设立了八部大人统领。之后演变为隋唐的柱国大将军制度,府兵制。
在新的军事贵族身上,看不到魏晋士族那种浮夸衰朽的风气。北魏掉过终于混一胡汉,成为二元帝国。
之后,魏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北魏在魏孝文帝去世不久,就亡国了。这里面蕴含了二元帝国更深层次的政治奥秘。
15|鲜卑人如何为隋唐打下基础
所谓后三国,是在南北朝之后,北边的北魏分裂称东魏和西魏,在加上南边的南朝,这就再次形成了一个三国鼎立的局面。
这一时期,很重要,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制度创新,都被后来的隋唐大帝国继承下来了。
重点说两个事情,一个是北魏孝文帝迁都,过去的解读是它成功地促进了民族大融合。但是,实际上,迁都直接导致了北魏的灭亡。从而进入后三国的时代。
第二个事情是后三国时代的乱世。北魏分裂称东魏和西魏,东魏和西魏后来分别被权臣篡位,变成了北齐和北周。最重要的是北周。一系列制度创新,都是北周搞起来的。
北魏是鲜卑人建立的政权,北魏孝文帝是北魏的第七任皇帝。他从小接受的是系统的儒家教育,这是他的奶奶冯太后一手安排的。冯太后的丈夫是北魏第五任皇帝,很年轻就去世了,冯太后儿子即位,主少国疑,一些大的军事贵族就开始欺负孤儿寡母。但是冯太后手段凌厉,几下就把大贵族干掉了。小皇帝亲政后也对冯太后的控制不满意,几年后,冯太后又把小皇帝干掉了。扶植了小皇帝的儿子,自己的孙子继位。这就是魏孝文帝。冯太后掌权不符合祖制,所以她和大贵族斗了很多年。她必须在贵族之外建立属于自己的官僚系统。冯太后推行了一系列汉化改革,对魏孝文帝进行了细致的儒家教育,把首都从长城沿线的平城,即现在的山西大同,迁到了河南洛阳。这是为了把军事贵族迁离军队驻地。北魏主要军队都要北部靠近长城的6个军镇。
迁都后把草原的基础给丢掉了,鲜卑人不再认同皇帝了。迁都后没几年,魏孝文帝去世了。有出来一个想要学习冯太后的胡太后。胡太后才能不够,6个军镇的官兵很快就暴动了。北魏土崩瓦解。
变成了东魏和西魏。加上南边的陈朝,这就是前面说的后三国时代。
这时北方的历史,轮到军人登场了。
怀朔镇的小兵高欢,建立了东魏定都邺城,今邯郸附近;怀朔镇离今天的包头不远。它东边的军镇武川镇,离今天的呼和浩特不远,该镇出了另一个英雄宇文泰,他建立了西魏,定都长安。
东魏后来在其儿子手上变成了北齐,即今天的中原地区。高欢把帝国向鲜卑化方向发展,汉人不愿意跟随。
西魏是后来隋唐大帝国的母体,在今天的陕西关中地区。恢复了鲜卑人的鲜卑姓,并让汉人也取个鲜卑姓;同时又复周礼,收复了汉人的人心。宇文泰的继任者建立了北周。
周礼是由贵族主导的,兵民一体的社会秩序。草原有天然的贵族制,用周礼重新规定了草原军事大贵族的身份,同时把汉人整合进来,成为一个兵民一体的结构。宇文泰把武川镇的兄弟们封为柱国大将军,下面设置大将军,再在下面设置开府,一共12个大将军,24个开府,形成了府兵制。这些贵族被称为关陇贵族集团,影响了隋唐帝国命运。
武川镇出了一系列大英雄,包括柱国大将军之一的独孤信,他的大女儿嫁给了宇文泰的儿子,成为了北周皇后。小女儿嫁给了大将军杨忠的儿子,就是后来的隋文帝杨坚。四女儿嫁给了另一位柱国大将军李虎的儿子,生了个儿子叫李渊,就是唐高祖,唐高祖后来又追封自己的母亲为皇后。成了名副其实的“三朝岳父”。
北周征服了北齐,一统华北。杨坚又推翻了北周,建立了隋朝,并征服了江南的陈朝。
从东汉末年,除了西晋短暂统一以外,分裂了近400年的东亚大陆,重归统一,最终形成了大唐帝国。
草原和中原被整合,胡汉混血的隋唐皇室,把儒家普世理想现实化为世界帝国了。
16|影响隋唐历史的两个女人
关陇军事贵族与皇权的对抗关系。要从两个女人讲起。
隋文帝的老婆独孤皇后,结婚时就约好了,一夫一妻相守。杨坚是出了名的怕老婆,杨坚恪守承诺40多年,晚年时晚节不保,找了一个宫女,独孤皇后得知后,拖着病体,带着几百名宫女闯入别宫,把那位宫女乱棍打死。
为什么杨坚这么怕老婆,是因为关陇军事贵族与皇权的对抗关系,他怕的并不是独孤皇后,而是背后的豪族集团。独孤皇后的父亲是独孤信,关陇集团的顶级军事贵族。她母亲出身清河崔氏,崔氏是从汉朝一直到唐朝,中国北方顶级汉人豪族。
独孤皇后的姐妹们,又嫁给了另外一些豪族。豪族们通过联姻结成了庞大的关系网络。杨坚能够篡夺北周的政权,正是靠了这个庞大网络的支持。他不敢得罪这个豪族集团。
这在历史上叫做“关中本位”。关中是长安所在的渭河谷地一带,往东边走,过了函谷关叫做关东。
杨坚的继任者叫隋炀帝杨广,他实际上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他在隋朝征服江南陈朝的时候是最高军事统帅。战争结束后,广泛结交江南士人,并且娶了南朝一位皇族的后裔为妻,一举收复了人心。他开凿了大运河;开始全国大巡游,东到大海、南到江南、北到突厥边境、西到哈密。他的野心不为关陇贵族所喜欢。他在继位后极力摆脱“关中本位”。
这就要离这些军事贵族的大本营远一点,很快就迁都到洛阳。这就离开了关中。
还得有自己的人事班底。他进一步发展了杨广开创的科举制度。科举的目的就是要在贵族之外发掘人才,充实官僚系统,替换掉贵族。
但是这个时代,读书不是便宜的事情,能读书的多半是贵族出身,这些人考上后也未必很听话,因为他们是贵族。
他远离了关陇军事贵族,就远离的统治所依赖的军事基础。隋唐一统天下依赖于宇文泰留下的府兵制。这些府兵都掌握都在关陇贵族的手里。他必须另外建立一支军队,但是花销太大了,这没有经济资源来支撑。
于是想到去征讨高丽,那时的高丽除了今天的朝鲜半岛,还包括东北一大块土地。隋炀帝用了规模空前的军队去征讨高丽。通过大规模动员,就可能改造国内的政治结构。
但是他发动战争还是依靠的军事贵族,征高丽的成果不好,贵族在战争中非常辛苦。于是在最后一次征高丽时,贵族们发动兵变,天下立即大乱。
唐朝的开国皇帝看见了隋炀帝的下场,于是回到了“关中本位”。唐太宗要求礼部为天下家族编修谱牒,就是宗族英雄谱,编出的第一等家族是关东崔氏。还有关东的卢氏,等等。而皇上家的李氏反倒要往后排。
现在说第二个皇上的老婆,武则天。她是唐高宗的老婆。但是她一开始她并不是唐高宗的老婆,她是唐太宗的老婆,其晚年纳的才人。这在草原上很正常,在中原就是乱伦。父亲死了,儿子可以把除了亲妈之外的各个夫人都给娶了。比如王昭君,她就曾经嫁给祖孙三代,这种婚姻制度与草原财产继承制度直接相关。
在草原上,女子地位远远高于中原。独孤皇后就是这样。武则天在唐代起起伏伏,最终称帝,可以看到大唐王朝深处的草原底色。
武则天执掌大权后,她知道关陇贵族肯定不会支持她,她一定会放弃“关中本位”,迁都洛阳。并大举开科举士,这让关东的贵族比过去获得了更多的机会,武则天就可以用关东贵族制衡关中贵族。她还有提拔一些非贵族人士,例如周兴、来俊臣,他们出身于无赖,他们的荣耀和恩宠都是来自于皇帝,就会对皇帝有很高的依赖性。
隋唐帝国的核心问题,都是皇权和关陇贵族的关系问题。
17|安史之乱终结了豪族社会
唐玄宗滥用胡人,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是公元755年至公元763年,由胡人安禄山和史思明发动的叛乱。发生在唐玄宗统治的最巅峰时期。
安史之乱之后,一种新的技术变迁成为可能,引出了新的经济资源,皇帝从此找到了豪族之外的财政能力。
武则天的统治之后,关陇贵族已经遭受了重创,她还从关东发掘出很多重臣,他们全被唐玄宗继承下来。玄宗还要努力提拔各种没有政治根基的人,他们更容易控制。这些人就是平民和胡人。胡人安禄山就脱颖而出。唐玄宗时期帝国北部边境一共有4个节度使,安禄山一人就管了其中3个。
太宗也用了很多胡人。太宗常年跟游牧民族打交道,非常熟悉草原政治逻辑,对其运用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唐太宗曾经单枪匹马冲到阵前,痛斥入侵的突厥可汗违背盟约,硬是把突厥可汗骂跑了,建立了个人英雄形象,吸引了大量胡人“粉丝”。他用“天可汗”,而不是皇帝的身份,统领起各路胡人,分化并击溃了突厥帝国。他还任用了大量突厥将领,征服了广大中亚地区。
从唐高宗开始的皇帝,都不具备唐太宗那样的能力,他们也不再有草原英雄的人格。再加上大唐定都长安,远离游牧与农耕的过渡地带,对皇上来说,就会越来越欠缺治理草原的知识。高宗朝的后期,唐朝失去了对突厥人的控制,他们再次建立起独立的帝国。
唐玄宗对草原的逻辑就更没有感觉了,太宗时期,大唐以南北朝时期的北朝为正统,认为大唐继承的是鲜卑人建立的北周,以及后来的隋朝的统绪。并不认为胡人做天子有什么问题。但是玄宗统治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提出了唐朝的统绪是从汉朝继承过来的。南北朝时期的正统就不在胡人组建的北朝了,而是汉人组建的南朝,大唐帝国的草原身份就此被抛弃了。
大唐帝国的二元性太过于依赖于皇帝的个人能力,还远没有发展成一种制度化的安排。如果皇帝对于草原不理解,这种二元性就泡汤了。在这种情况下,唐玄宗却把帝国的命脉交到胡人将领的手里,这几乎就等于等着出大事了。
玄宗统治了几十年,感觉非常良好。但是晚年突然遭遇安史之乱,帝国内地的军队不堪一击,只有借用其他的胡人力量来对抗安禄山的力量。动乱最后被平定了,但是帝国的命运再也不能由皇帝做主了。
帝国陷入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华北地区是割据最严重的地方。在此之前,华北是帝国的财政中心,帝国这时就没钱了。一种新的技术变迁出现了。刺激了江南经济的发展。
江南人口的变化。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及安史之乱,都带来了中原人口的大规模南迁。永嘉之乱的时候中原地区乱了近2百年,对于乱世中如何自保,人们已经非常有经验了,就是组织起坞堡。南逃的时候也能成建制地逃走,到了江南还是一个豪族社会。
但是,安史之乱是突然爆发的,在此之前大唐帝国已经承平百年,人们在仓促之间来不及组织起来,只能很零散地往南逃。安史大军是草原骑兵,打到淮河一带就不怎么往南走。逃跑者到了江南,基本就安全了。于是,在江南形成了一个平民社会。
安史之乱之前,中国人口的重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在安史之乱以后,淮南、江南由地广人稀变成地狭人稠。导致劳动力和土地的相对价值发生变化。地广人稀的时候,种地用火耕水耨(nòu,锄草);地狭人稠的时候,要省地,水稻插秧的技术获得应用,连续耕种,宋朝还发展了稻麦轮作制,一年两熟。
一旦建立起这样的经济模式,已经建立起平民社会的江南一下变成帝国最重要的经济区。帝国终于找到了豪族社会之外,新的财政来源。
晚唐时期,韩愈说,江南提供的赋税,占了天下的十分之九,江南已经是帝国的核心经济区了。
还要进行财政制度的改革。在安史之乱之前,唐朝的赋税制度是从北魏继承下来的租庸调制,就是把粮、棉帛、劳役按户分配。这套制度,到了安史之乱以后就运转不下去了。到了公元780年,唐朝进行了极为重要的财政制度改革,推行了两税法,把原来的赋税劳役折算为钱,每年按照夏秋两次征收。
交税一定要交铜钱,从东汉末年以来,持续了数百年的实物财政,终于又转化为货币财政。
新的知识传播技术。就是印刷术,对既有技术的应用。唐朝印刷术主要用来印佛经。随着平民社会的发展,对儒经的需求增加,五代十国的时候,官方第一次组织的对儒经的大规模印刷。到了宋代,印刷儒经成了社会性商业活动。
知识传播成本急剧下降,很多平民都能读得起书了。这就让宋朝皇帝可以从平民中拔擢人才。从隋朝开始的科举制,终于转化为皇帝对抗贵族的有力武器。中原从豪族社会进入了平民社会。
18|西域,帝国命运的催化剂
草原和中原的融合有催化剂,西域和雪域高原都曾经起到了这个作用。
西域就是新疆,它和中亚几个斯坦国家加一块,构成一个大中亚的概念。在近代以前,大中亚都是东西方的贸易通道,历史上形成了很多自由城邦。中亚文明可以发展成比东、西方更高的水准,并反过来再传向东方和西方,改变东方和西方的文化和历史,这就是催化剂作用。
中国境内的天山,还有起源于天山,往西流的大河,叫做锡尔河,天山——锡尔河这条线非常重要,这条线往北是中亚的游牧地区,这条线往南是中亚的定居地区,这条线的意义就与长城在东亚的意义差不多。
天山-锡尔河往北的游牧地区与长城以北的草原地区政治和社会情况差不多,但是往南的定居地区就与中原地区差别太大了。
中原有很多大河,水源丰沛,农耕区规模大,连成片,财富总量很大。中亚定居区的水源主要靠雪山融水,只能形成高度分散的小规模的绿洲,财富总量是很小的。跟中原完全没法比。
东亚地区,一旦游牧者定居中原,就能获得足够的资源,把自己的军事贵族全都养起来;但是在中亚,就算游牧者能够完全征服南方的的绿洲地区,但是财富不足以把军事贵族养起来,大可汗要想压住下面的小可汗,还得靠战斗力。中亚的继承顺序仍然只能保留草原的兄终弟及的顺序。
兄终弟及的继承逻辑,一定会带来周期性的政治危机。当第一代当过可汗的兄弟几个都死光了,那么第二代谁来当可汗呢?人们没法达成共识,只能靠内斗来解决。草原帝国就解体了。所以,中亚就没有长寿的草原帝国。
中亚的绿洲地区,空间非常破碎,彼此之间被大漠、戈壁给隔开了。没有那个绿洲能够征服并持续统治其他绿洲。中亚南部的绿洲地区,一直都是由外部的统治者来统治的。这些外部的统治者,或者是北边的游牧帝国,或者是来自远方的,拥有轴心文明的庞大的帝国。比如东边的中国,或者西边的波斯之类的。
但是远方的大帝国,要统治中亚,有个特别头疼的问题,就是成本太高。它们对中亚绿洲,也是采取间接统治的手段,外交、国防都由帝国掌控,非外交、非国防的事务全部交给绿洲地区。只有这样,才能有正收益。
汉朝、唐朝对西域的统治,都是用西域都护府的方式,而不是像内地一样,设置一个郡守、刺史之类的。西域都护,可以理解为汉唐帝国驻扎在西域的总督,只主管当地的外交和国防,别的啥都不管了。
在帕米尔高原以西的中亚地区,在古代接受过波斯帝国和阿拉伯帝国的统治,在近代接受过俄国的统治,基本上也都是间接统治。
这种间接统治,让中亚的绿洲城邦始终保持一种高度的自治。城邦之间没有统属关系。这让中亚成为特定意义上贸易和文明的中心。古代中亚有一系列以经商而闻名的绿洲城邦,例如西域的鄯(shàn)善( 古名楼兰)、库车、和田、喀什噶( gá )尔等。越过帕米尔高原,还有撒马尔罕、花剌子模等城邦,都是贸易重镇。
古代丝绸之路的流动的商品,大多数产自中原,但是经营贸易的人,却主要是中亚的商人。他们在中原主要大城市都有自己的商站,他们生意规模很大,他们发行的支票,比政府的支票信用度更高。
欧洲语言中支票这个词“check”,最初就是在中亚出现的,并作为外来语传入欧洲。
中亚发达的贸易,对周边国家的统治秩序带来重要影响。大唐帝国经常进行各种超远距离的战争,并对特别远的地方进行统治,这种超远距离的后勤运输体系特别复杂。正好中亚商人有发达的贸易网络和运输体系,这些中亚人帮助大唐完成了后勤运输工作。这些中亚商人,一样为大唐的对手服务,例如突厥帝国和后来的回鹘(hú)汗国(又名回纥(hé)汗国)。商人们还会成为突厥人重要的军事参谋。
中亚地区财富总量不大,但是人均财富量特别大。这让中亚人能够养得起文化人。各种文明可以在中亚自由地传播,自由地竞争,没有强大帝国的直接统治,文明的逻辑不会受到政治的逻辑的压制。
佛教最初诞生于印度,传到中亚经过很多变化,然后传到了中国,传过来的佛教对东亚地区的影响和改造是全方位的。
公元3世纪诞生于波斯的摩尼教,在波斯帝国本土发展不顺,直到其传到中亚之后,才形成了独立的教会。在公元8世纪,中期,成为草原霸主回鹘帝国的国教。后来传到中原称为明教。
在中世纪的中亚,最灿烂的文明,就要属伊斯兰教了。当时的伊斯兰教特别地开放、包容,文化发展的水准极高,有非常发达的哲学思辨。反倒是当时的基督教世界处在一种很不宽容、很蒙昧的状态。
伊斯兰教这么高的文化水平,并不是出自于阿拉伯帝国的大本营中东,而是出现在中亚,因为其有独立的伊斯兰经文学院,文化逻辑不会被政治逻辑压制。
到了公元9-10世纪,中亚出现了历史上最伟大的伊斯兰哲学家如阿尔法拉比、阿维森纳等。有人评价,在那个年代,中亚才是世界的知识中心。
新航道开辟后,中亚地区沦落为非常次要的贸易通道,人均财富急剧减少,就养不起文化人了,文明水平迅速衰落。
唐末安史之乱之后,西域的历史催化剂作用非常显著,极为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历史。
19|回鹘,草原霸主的兴与衰
在回鹘汗国之前有一个突厥汗国。突厥汗国曾经被唐太宗征服。但是在武则天掌权期间,突厥又复活了。唐玄宗为了打击突厥汗国,就扶植了突厥人的一个附属部落,回纥。大唐和回纥联手打击,突厥汗国终于在公元744年彻底亡国了。突厥汗国被灭掉之后,回纥成了新的草原霸主,后来它又改名叫回鹘。
回鹘汗国成立后刚过10年,就赶上一个巨大的红利。公元755年,唐朝就发生了安史之乱。安史之乱的主谋安禄山就出生在农耕与草原过渡地带的辽西地区,他爸爸是来自中亚的粟特人,他妈妈是突厥人。安禄山身上同时流动着中亚和草原两种血。
安史之乱打起来之后,唐玄宗派名将哥舒翰出战,唐玄宗又瞎指挥,导致哥舒翰被安禄山俘虏。这时唐玄宗被迫逃离长安,并黯然退位。
大唐不得不向回鹘求助,回鹘汗国当时的可汗叫做牟羽可汗,他带领大军南下助战。回鹘军与唐军协同作战,收复了东都洛阳。回鹘人在洛阳抢了很多财富。
牟羽可汗还在洛阳遇到了3名来自中亚的粟特僧人,在回程的时候,把这3个僧人也带去了。这3位是摩尼教的僧人,他们说服了牟羽可汗皈依摩尼教,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回鹘人皈依摩尼教,不久就让摩尼教成为回鹘汗国的国教。中亚有很多粟特人,也纷纷来到回鹘。从此粟特人和回鹘、大唐发生了非常复杂的多重博弈关系。
大唐勉强从安史之乱中活下来了,但是又陷入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大唐在试图打击藩镇的时候,又不得不再次向回鹘求援。回鹘帮大唐平息内部问题,顺手敲诈一笔保护费。
不少粟特人成了回鹘的重要参谋,帮助回鹘更好地向大唐榨取保护费。从此让大唐又延续了150年。
粟特人帮助回鹘人发明了文字,这种文字是从东地中海的叙利亚地区传播过来的。
今天蒙文、满文所用的字母,都是源自粟特文的字母。
粟特人帮回鹘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并把这些财富转卖到西方,并引导回鹘人对抗波斯人。打击自己在贸易上的竞争对手。
粟特人成了回鹘汗国的大脑。回鹘与粟特人有合作共生的关系。
回鹘人获得了知识与财富,迅速文明化。他们开始修筑城墙,他们是游牧民族中唯一一个修筑城墙的民族。对于游牧帝国来说,筑城定居绝对是大忌,这样就丧失了机动性。游牧者兵民一体,生产-生活-战争密切结合的组织特征也会发生分化。组织结构会变得复杂。游牧帝国变得非常脆弱。遇到危险的时候难以自保。
所以,在公元840年,在回鹘西北方的森林里跑出一个野蛮的突厥人部落,黠戛斯人。黠戛斯人发起的攻击让回鹘汗国没有还手之力,很快就亡国了。
亡国之后的回鹘人,分成几只四散奔逃,对于后世影响深远的是往西逃的回鹘人,西迁回鹘又分成了好几只,其中一只逃亡到了中亚地区,还有一只逃亡到今天的甘肃、青海一带。
其中,逃到中亚的一只,就征服了当地原有的游牧者,建立起喀喇汗国,其位置主要在今天的新疆西部和中亚的几个斯坦国。后来又以帕米尔高原为界,分裂成了东喀喇汗国和西喀喇汗国。
中亚伟大的思想家们,都是生活在喀喇汗国时代的。他们在中亚建立起了一个游牧、定居复合结构的二元帝国。在此之前,中亚一直没有这种帝国。喀喇汗国以天山和锡尔河一线为界,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是游牧区;南部是定居地区。
在漠北的时候,回鹘人在粟特人的帮助下,文明化起来,积累了足够多的知识,懂得中亚的定居文明该如何治理。他们仍然有很强的中国意识,自称为“桃花石汗”,“桃花石”就是中亚人对于中国的称呼。这个名字是从北魏的皇族来的。
北魏的皇族姓“拓跋”,这两个字的发音,到了中亚因为口音的问题,就被称为“桃花石”。
由此引起中亚人口结构的巨大变化,即中亚在人口结构上的突厥化。历史上,中亚地区的突厥人以前没有兴趣迁徙到天山——锡尔河以南的定居地区,也就是今天的南疆地区。这些地区住的主要是东波斯族群的粟特人,即广义的波斯人。都是高鼻深目的白色人种。
北边的游牧地区多半都是突厥人。突厥人主要是蒙古人种,也就是黄色人种。
回鹘人到来以后,有相当一部分人定居到天山——锡尔河以南地区。回鹘人与当地的波斯人混血,逐渐改变了中亚的人口结构。开始了中亚普遍的突厥化过程。
今天到新疆去看,南疆的少数民族,白色人种的特征更明显;而北疆的少数民族,黄色人种的特征更明显。
南北疆都开始获得了突厥人口的自我身份认同。
喀喇汗国还带来了突厥人口的伊斯兰化。在回鹘西迁之前,中亚地区已经伊斯兰化了。
那时候突厥人没有信仰伊斯兰教。主要是粟特人逐渐伊斯兰化了。
喀喇汗国建立之后,伊斯兰教正处于最旺盛的时候。为了找到低成本统治当地原有的族群,例如波斯人等,让他们皈依伊斯兰教无疑是一种好办法。于是突厥人就开始了伊斯兰化的过程了。
20|雪域高原上的吐蕃帝国
另外一只西迁的回鹘人,逃到了今天的甘肃、青海一带。当时是吐蕃的地盘。他们却很快导致了吐蕃的灭亡。在吐蕃灭亡以后,雪域高原建立了和中原、草原都大不相同的社会组织结构,孕育了藏传佛教独特的体系。
藏传佛教对元、明、清3个朝代的统治,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雪域高原主要就是藏区。这里海拔高、资源匮乏,历史上都是一个个小部落。
直到公元600多年的初期,即唐太宗差不多的时代,才由松赞干布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帝国,之后就有了文成公主远嫁吐蕃的故事了。
雪域高原的气候条件,构成对政治秩序独一无二的约束条件。雪域高原上有一系列东西走向的巨大山脉,这都属于世界上最高的山脉之列。高原的北部是昆仑山和祁连山这一线,基本上就是青藏高原与西域的分界线。
下面就是塔里木盆地。高原的南部是喜马拉雅山脉,这大致是青藏高原和印度平原的分界线。
在高原上多一半地方都是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只有在大山之间,有一些河谷地区,海洋上的水汽顺着这些山缝、河谷曲折地传进来,这些地方才能形成一些很分散的,能够维持人类生存的小区域。
雪域高原上还能分成3个亚区域。分别是东北方向上的安多藏区,包括今天的青海、甘肃南部和四川西北,东南方向的康巴藏区主要包括今天的西藏东部、四川西部、云南西北部。还有卫藏地区,包括今天的西藏大部分。
吐蕃帝国的核心地区在卫藏。吐蕃的最高统治者叫做赞普,松赞干布是第一个有明确年代的赞普。在他之前的雪域高原的历史,基本上都是传说。但是可以明确的是,在松赞干布之前,雪域高原上就有了一种原始的宗教了,叫做苯教。
苯教是个多神教,有萨满教的特征。所谓萨满教就是类似于跳大神那种宗教。
高原上最初的一个个小部落,部落首领多半都兼有宗教的属性。在松赞干布建立起吐蕃帝国之后,这些部落首领就成了帝国的大贵族。苯教和贵族制,在吐蕃帝国内部是一种共生关系,赞普和贵族是合作共治的。赞普不可能像中原地区一样,通过官僚体系进行中央集权式的统治。
因为官僚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统治技术,而吐蕃帝国是迅速崛起的,他根本来不及发展出这套统治技术。
通过官僚统治,最起码要有文字,没有文书系统,官僚系统无法运转。吐蕃到了松赞干布时期才开始引入文字的。
就算有文字,也要时间的积累。中原也是在商朝出现文字之后,又用了1千多年,才在战国后期建立起官僚体系。
为了控制贵族,松赞干布在精神上,引入佛教来对抗苯教。苯教是多神教,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主神,各个部落之间就没有精神上的认同感。佛教不是多神教,是普世主义的宗教,就能建立起一种大范围认同感。超越于地方小群体之上。
在经济方面,赞普唯一的办法是到雪域高原之外获取财政资源,并用搞到的钱来压制贵族。雪域高原的南部是喜马拉雅山,不可能越过其到印度去搞钱。西部是帕米尔高原,也不能越过其到中亚去搞钱。而在高原的东北部的安多藏区,有一条重要的通道叫做青海道,可以直接通往河西走廊和西域,这是重要的贸易通道,可以收取保护费。历代赞普都想牢牢地控制安多藏区。
大唐和吐蕃,在安多和西域有大量的战争。唐玄宗时吐蕃被打得特别惨,在西域好不容易抢到的地盘都丢了,安多也快保不住了。
但是,公元755年,大唐出事了,安史之乱。所有用来打吐蕃的军队,被迫调回去了。吐蕃马上出兵,不仅牢牢控制了安多,而且还攻占了西域的大片领土。从此之后,对西域的争夺,就不是发生在大唐和吐蕃之间,而是发生在回鹘和吐蕃之间。回鹘比鼎盛时期的大唐要好对付一些,西域的成果大部分都保住了。
有了西域,赞普的财富就多了,相对于贵族的优势变得越来越大。赞普开始筹组自己的私人班底,以便能够从人事上进一步压制贵族,这个人事班底,肯定得是识字的,僧人很多都是识字的。赞普首先发展起一些僧官。就是把佛教中重要人物纳入到自己的人事班底。
这是赞普表面强大,实际更脆弱了。因为赞普要养活的僧官越来越多,对财政的压力就越来越大,就越来越依赖于西域的财政,一旦西域出现问题,赞普的麻烦马上就来。
那只跑过来寄人篱下的这只回鹘人,带来了大麻烦。这只回鹘人,建立一个附庸国,叫做甘州回鹘,其地理位置非常要命,正处在青海道进入河西走廊和西域的必经要道上,甘州就是今天的甘肃张掖地区。
从西域过来的财富,要想运到赞普所在的拉萨,肯定得过甘州回鹘的地盘。只要他们在里面稍微截流一下,马上赞普就受不了了。
甘州回鹘肯定会截流。回鹘在公元840年亡国,仅仅两年后,吐蕃就亡国了。亡国的导火索是老赞普遇刺。以前也发生或赞普遇刺,新上来的赞普仍然能够统治帝国。但是这次赞普遇刺,就导致帝国解体。因为帝国财政陷入危机了,新赞普没有能力压制住反抗的贵族。
佛教在这时遭遇到巨大的挫折。从此高原上再也没有出现过强大的政治体了。回复到区域性的小部落的状态。
中原要形成秩序,比拼的是哪种组织模式的效率更高。高原的资源匮乏,比拼的不是哪种组织模式效率更高,而是哪种组织模式成本更低。宗教成本最低。
雪域高原成了唯一一个教权独立于政权之外的地方。一个地方政权强大,就不会允许教权独立发展。
在吐蕃亡国之后,又过了一百多年,佛教再一次传入雪域高原。这次的佛教没有赞普作为强力的后盾,它就必须跟苯教相融合,才能被小部落接受。
所以,今天看到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气质很不一样。它结合了具有萨满教特征的苯教,更容易被草原上的游牧者所接受,因为游牧者本来的宗教就是萨满教。所以几百年之后,藏传佛教主导了蒙古草原的精神世界,根源在这里,汉传佛教是做不的。这也是满洲人能够联合与控制蒙古人的抓手。
没有藏传佛教这种独特性,清朝就没法统治比明朝翻了好几番的广大疆域,也就没有今天中国的庞大领土。
答疑|地理对历史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地理是约束性要素。约束性要素,就是,没有条件,某些后果就一定不会出现。地理问题从来就是讨论政治、历史问题的基础。
政治就是在特定的资源约束条件下,让大家都觉得舒服的一种制度安排。
古典时代,讨论政治问题的书籍,全都会讨论地理。反倒是到了现代的讨论中,我们往往忘了这一点。
把地理要素屏蔽在对于政治、历史的讨论之外,是非常不应该的。
把土地承包到户,极大地刺激到中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但是,我去伊犁考察,却发现了不一样的情况。
伊犁地处新疆的北疆,是哈萨克牧民的游牧地区。哈萨克部落,在当地的语言里叫做“阿吾勒”,对于游牧民族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草场。在1949年以前,草场按照阿吾勒来划分,是划分在部落名下。到了1949年以后,中国进行人民公社改造,将阿吾勒改成了人民公社,划分单位事实上没有变化。畜牧生产效率没有受到影响。
改革开放后,哈萨克这些地方,把草场划分到以户为单位的名下,一开始效率提高了。但是没过几年,就出现负面效应,草场开始严重退化,意味着生产效率将大大降低。
原因在于,在草原上羊不能只吃一种草,必须吃多种草,以满足营养全面均衡。在小面积的草场上无法同时长多种草。足够大面积的草场才能长多种草,足够大面积的草场至少得是以阿吾勒为单位的草场。以户为单位的草场,就太小了,草的种类不全。营养不全,只能让羊多吃来弥补。多吃导致草场退化,从而导致生态破坏和生产效率的下降。
约束该地区是游牧经济或者是工业经济、农业经济的条件,是地理。不同地区,最有效率的产权结构、法律形式等就会有所不同。
不能把一个理论无条件地推广开去,而是应当充分考虑到地理等各种特定的约束条件。
加餐|敦煌如何带来了古代中国大复兴?
敦煌是著名的河西四郡当中的一个。河西四郡是汉武帝时期设置的,从东到西,分别是武威、张掖、酒泉和敦煌,都分布在今天的甘肃省。汉武帝打通河西走廊,通西域是计划外的结果,其首要目的是隔绝羌胡,就是把在青藏高原上游牧的羌人和北方草原上游牧的匈奴人隔绝开来。
一旦这两波游牧者联手,将对长安有巨大的军事威胁。如果河西走廊能够控制在汉朝手中,就可以对这两者各个击破。
敦煌是汉朝人手里获得的名字,在汉朝人到来之前,早就有游牧者在此活动,即月氏(yuè zhī,旧读ròu zhī,匈奴崛起以前居于河西走廊、祁连山的古代游牧民族,亦称“月支”“禺知”“禺氏”。)人,之后是击败了月氏人的匈奴人统治了这一地区。
敦煌莫高窟最早的开凿,是在中国北方陷入大动荡的五胡十六国时期。传说中,莫高窟最早的洞窟开凿于前秦,大约在公元366年。一个和尚在鸣沙山山麓看见万丈佛光,于是在山对面的悬崖上开凿了一个石窟。这个石窟已经找不到了。
现在能够找到最早的石窟,是在北凉时期开凿的,离现在已经近1600年了。前秦是氐族人建立的,北凉是匈奴人建立的,分别是五胡中的两个。莫高窟的开端,就是在胡人统治时期。
胡人国家内部也有许多汉人,胡人统治时期的洞窟,不一定是胡人主持开凿的。要判断是谁主持开凿的,最好的办法是查看洞窟里写的,谁家出的钱。
但是不是所有的洞窟里都有这种文字记录的。还有一个判断办法,就是通常洞窟壁画最下部的一圈,就是这个洞窟的供养人,即金主的画像。通过画像上人物的着装,就能大致判断出这是什么族群的人物了。
这次我看了一个北凉的洞窟,就是鲜卑人供养的。这是五胡中的又一个胡族。但是这个洞窟的屋顶却是汉人式样,而壁画的内容却有着浓郁的印度风格和胡人气质。
敦煌的大部分洞窟里,都有这样的文化高度融合的表现。
最让我吃惊的是一个西魏时期开凿的洞窟。西魏,这又是一个鲜卑人建立的王朝,大约在公元6世纪的前期。这个洞窟进去以后,先看到正面的佛像和菩萨,佛像的旁边是印度教的主神梵天、湿婆和毗湿奴的画像。一转头,又能看见中国传说中伏羲和女娲的画像。壁画里面还有个飞天,飞天一般想起来都是裙裾飘扬的美女,但是,这个飞天很少见,她留着鲜卑式的发型,就是把头顶剃秃了,两边留着长发。
所有这些差异巨大的文化,融合在一个洞窟里,这已经就很惊人了。而更让我吃惊的是,洞窟的壁画上还画着一队骑兵,有亚历山大大帝的军队风格。壁画上还画有南方才有的竹子,这显然又是深受南朝的影响。
这里简直就是汉、满、蒙、回、藏多元复合的中国的一个缩影。
为什么敦煌这个地方,文化能够如此之深地融合呢?西域的绿洲地区,离中原的核心区非常远,帝国很难对这些绿洲进行强有力的直接统治,而只能是间接统治的形式,国防、外交由帝国控制,其他事务都交给绿洲自理。由于不受政治的压制,各种文化可以发展出在其母邦发展不出来的样态。敦煌虽然没有自己原生的文明,但是各种文化都能传播到这里,形成融合之后,却能够反哺母邦,尤其是反哺中国的文明再生。
在中国东汉末年到隋唐之间,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经历了政治上的大崩溃和文化上的大衰退。帝国精神的重新复苏,有赖于两个东西的刺激。一个是草原上游牧精神的输入,另一个是从西域传来的其他文化的刺激,最重要的是佛教。
草原上游牧精神的输入,隋唐帝国是个极好的案例,这两个朝代,无论从血统上来说,还是从帝国的气质上来说,都是鲜卑游牧者和汉人的混合王朝。甚至唐太宗李世民都只有四分之一的汉人血统,有四分之三的鲜卑血统。
而且那些武侠姓氏,如独孤、令狐、宇文、慕容等,都是鲜卑姓氏。
史学大家陈寅恪(què,这是为了尊重陈寅恪本人及家人的发音习惯,本读kè)先生说过,唐代之所以能够兴盛,就是因为它能够“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佛教对于中国,乃至整个东亚世界的改造,是全方位的。佛教向中原的传入和游牧者的统治,还有一种深远的关联。游牧者要依赖佛教给自己统治,提供重要的精神基础,游牧精神和佛教两大刺激中华帝国复苏的要素,就这么勾连起来了。
佛教第一次大规模传入中国,就是在南北朝时期,此前的东汉时期虽然也有传入,但是规模小得多。
南朝和北朝的皇帝们,都想在儒教之外给自己的统治寻找正当性。
南朝的皇帝们,都是篡位上台的,因为如果过分强调儒教,儒教太重视正统性,这就会让篡位这个事显得特别扎眼;五胡十六国,以及北朝的皇帝们,也面临类似的问题,他们最大的问题是自己是胡人,在统治汉人的时候,就容易面临各种不服。因为儒教是很讲究华夷之辨的。虽然儒教所讲的华夷之辨,不是指血统,而是指文化,但是血统还是很容易被人拿出来说事。胡人皇帝们很忌讳这个,他们就很有兴趣来推广佛教。
比如,在4世纪初期的后赵,这是五胡中的羯族人所建立的国家,有汉人大臣对当时的皇帝石虎说,不应该允许百姓拜佛,否则会败坏礼仪法度。皇帝却说,我本来就是出身边疆的胡人,有我们自己的祭祀礼仪,佛也是胡人的神明,不管是胡人还是汉人的老百姓,愿意信就信吧,国家不要阻止。
汉传佛教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传入中原的。胡人在汉传佛教的发展过程中,在各个层面都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例如,汉传佛教的奠基人鸠摩罗什,他就来自于西域的龟兹(qiū cí),也就是今天新疆库车。他被前秦大将吕光带到凉州,也就是今天的甘肃武威,停留了17年,并且在这里形成了思想上的重大进展。吕光建立的后凉,被后秦的皇帝姚兴所灭,姚兴又把鸠摩罗什带到长安,鸠摩罗什在长安完成了最重要的翻译佛经的事业。
今天我们读到的佛经,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都是鸠摩罗什翻译的。
前秦的建立者苻氏家族,以及后凉的建立者吕光,都是五胡中的氐人,后秦的建立者姚氏家族,是五胡中的羌人。后来鲜卑人又建立了北魏,被北魏灭掉的北凉的建立者则是匈奴人,而北凉开启了莫高窟,北魏时代开始了大规模地经营莫高窟。
无论北朝还是南朝,早期重要的佛教传播者及佛经翻译者,都是胡人。
陷入低迷的中国文化,就是这样在胡汉交融的过程中,获得复苏乃至再一次爆发的。
加餐|武威,这座小城如何撬动中国历史
武威是汉武帝时期设置的著名的河西四郡之一,最东边的一个。河西四郡,从东往西,分别是武威、张掖、酒泉、敦煌。
武威在古代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就是凉州。
先说下河西走廊。它不仅仅是丝绸之路的贸易通道。
中国有若干个过渡地带,比如长城沿线,这是中原和草原之间的过渡地带;再比如,四川西部的康巴地区,这是中原和高原之间的过渡地带,这两个过渡地带是衔接中国内部两个亚区域的。
河西走廊是中国唯一一个同时衔接中原和西域、草原、高原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亚区域的,这样一个过渡地带。
过渡地带,定义着那个远远大于中原的中国。没有过渡地带,就中国内部的亚区域就没法衔接起来,形成整体。
河西走廊因为衔接这4个方向的亚区域,它才定义着“何谓中国”。
武威在兰州的西面,在兰州和武威之间,有一座山,叫做乌鞘岭,乌鞘岭是河西走廊的东段起点。这里是中国一个重要的地理分界线。在乌鞘岭以东,是外流区域,河流都流入大海;而乌鞘岭以西,是内流区域,河流只流入内陆湖。
河西四郡就是在乌鞘岭以西的内流区域,这里的水源补给主要不是靠降雨,而是靠雪山融水。
河西走廊所依赖的雪山,就是其南侧的祁连山。祁连山平均海拔在4千米以上,常年积雪,雪山融水浇灌了山脚下的很多绿洲。有些地方的水草相当丰美。比如张掖下面的一个地方,叫做山丹县,它在历史上就是极为重要的马场,匈奴就曾在这里牧马,后来汉武帝也在这里牧马。今天,这里是世界第一大军马场。夏天的景色极为壮阔优美。
霍去病在攻占河西之后,匈奴人曾经哀叹:“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fán xī,滋生、繁殖);使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指的就是这里。
祁连山的雪水,浇灌出山脚下一个一个断续的绿洲,主要的就是河西四郡。它们就成为中原通往西域的一个一个的中继站。
祁连山有几个山口,山南的高原游牧民族可以通过这几个山口进入河西走廊。走廊北侧的山脉海拔较低,从不积雪,没法形成雪山融水,所以山的外侧就是沙漠。
祁连山上的融雪流下来,形成了河西走廊的三大水系。
中国的大部分水系都是东西走向的,流入大海。但是由于山形地势的原因,河西走廊的三大水系都是南北走向的,穿过戈壁沙漠,注入到北方远处的内陆湖里,比如在今天内蒙古额济纳旗的居延海等。
草原的游牧民族可以顺着这些水系南下,进入到河西走廊水草丰美的地区。这样河西走廊就衔接起草原和高原。
在这样的地理结构之下,武威(凉州)作为河西走廊最东端的重镇,能够撬动整个中国的历史,就不会是特别令人惊讶的事情了。
从文化的融合性,视野的敞开性,帝国的建构性三个方面来讲。
文化的融合。凉州曾经是儒家的避难所,反过来对中原形成深刻影响,这段历史发生在五胡乱华和之后的北魏时期。
从东汉末年开始,中原儒家的传承逐渐落在一系列大家族身上。到了西晋的末年,天下大乱,长安、洛阳都沦为废墟了,这些有学问的大家族都四处流散。一个方向是跟着流亡的皇室逃往江南,另一个方向就是逃往远离中原,相对秩序安定、经济富饶的河西走廊地区。
司马光《资治通鉴》里提到,唐朝时人们说,“富庶者无过陇右”。现在还流传着“金张掖”、“银武威”的说法。
在五胡乱华时期的河西走廊,先后建立了前凉、后凉、南凉、北凉等统称为“五凉”的5个小国,五凉中最强盛的3个都是定都在武威。除了前凉之外,另外4个都是胡人建立的。但是不论什么人统治,他们都很重视儒家文化。结果,在中原严重沦丧的儒家文化,反倒在这些胡人的小国,尤其在武威获得了很好的保存和发展。
而在西晋末年天下大乱了100多年之后,中原地区重新崛起一个新的鲜卑人建立的大国——北魏。北魏向西扩张,公元439年灭亡了五凉中的最后一个,匈奴人建立的北凉,随即北魏就把武威这些儒家学问大家族迁徙到了当时的首都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大同。
河西所保存的儒家学问的流脉,成为北魏极为重要的文化来源。
陈寅恪先生提出,北朝的文化系统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江南,一个是河西,北魏在后期迁都洛阳,极有可能是与河西学脉的影响有关。
北魏的文化,就是隋唐大帝国的文化母体。
北魏把儒家人物从凉州迁走之后,这里的文脉遭受重创。但是,到了明朝,凉州又修建了一个全国第三大孔庙,今天仍然完整地保留着,里面有几块碑,刻着从明到清,凉州地区走出来的进士的长长的名单。
五凉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还有佛教。
在武威郊外有个地方,叫做天梯山,北凉时期在这里开凿了天梯山石窟。北魏把北凉灭掉之后,把开凿石窟的工匠都带走了,这些工匠就开凿了大同郊外的云冈石窟。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这些工匠的后继者又开凿了洛阳郊外的龙门石窟。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是中原最重要的佛教石窟。
胡人高僧鸠摩罗什,曾在凉州前后停留了17年,学会了汉语。他是被被后凉的统治者从西域的龟兹(今天的库车)带到凉州的。后凉之后被羌人建立的后秦给灭掉了,鸠摩罗什又被带到长安,在长安开始了其主持的空前规模的佛经翻译事业。翻译了74部584卷佛经。
今天我们所熟悉的佛经的开篇语,“如是我闻”,就是出自鸠摩罗什的手笔。鸠摩罗什开创的汉传佛教,不仅仅对中国,对整个东亚的精神世界的影响和改造都是全方位的。
鸠摩罗什停留在凉州期间,住的寺庙叫做鸠摩罗什寺,在武威的市中心,寺中供奉着鸠摩罗什的舌舍利的罗什塔,是1600多年前留下来的古迹。
佛教进入中原,河西走廊是一个中介,让佛教有机会在这里和不占统治地位的儒教文化先进行有机融合,然后才能继续往前进入中原,而不是直接被中原的儒教给排斥掉了。
现在说视野的敞开性。
唐诗中的边塞诗,视野开阔,表达了唐代的豁达开朗。
全唐诗里有大约2千首边塞诗,其中有一大半都指向广义的河西,其中还有一种著名的体例,叫做“凉州词”。凉州词不是专门写凉州的,是唐代流行的一种曲调的名字。
凉州乐舞是隋唐时期王朝乐舞中的精华,甚至在唐玄宗的时期很多乐曲,都是以边地命名的,比如《凉州》、《伊州》(伊州就是今天的新疆哈密)、《甘州》(甘州就是今天的张掖)。
我非常喜欢王维的一首诗,“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讲述了胡汉连接地域的大气磅礴。
诗里提到的居延海,是河西三大水系之一的黑河水系的尾闾湖,诗人在居延海听到了数千里之外的蒙古草原上,边塞大将燕然都护的消息,河西地区连接中原、草原、西域的空间感,用寥寥几个字就给展开了。
帝国的建构性。凉州会盟,这是公元1247年发生在凉州的,极为重要,但咱们平时却很少谈到的会盟。凉州会盟奠定了今天中国疆域的基础,会盟的双方,一方是蒙古王爷,西凉王阔端,他是成吉思汗之后的蒙古大汗窝阔台的次子;另外一方是雪域高原上藏传佛教的一个教派萨迦派的领袖,萨迦班智达。凉州会盟是一个蒙古王爷和一个藏传佛教领袖之间的一次会盟。
吐蕃帝国是在公元7世纪,与唐太宗差不多的时代建立的,它的最高统治者叫做赞普。赞普从印度引入佛教,想用它来对抗本土的宗教苯教。因为吐蕃的贵族们都支持苯教,而赞普想要压制贵族,就得从宗教上也压制他们。由于这时有赞普撑腰,所以佛教也不大看得起苯教。
但是吐蕃于公元842年崩溃之后,高原上形成了大量的以宗教统治起来的小政治体。这时的佛教不再有赞普撑腰了,它一度被贵族们赶走了。等到后来佛教再回来,就不得不跟苯教相融合。苯教有很强的萨满教气质,类似于跳大神那种,佛教跟苯教相融合,这才形成了我们后来看见的藏传佛教。因此,藏传佛教也有萨满教的气质,这跟汉传佛教很不相同。咱们能很直观地感受到这种差别。
正因为藏传佛教有这种萨满教的气质,反倒使得那些信奉萨满教的蒙古人对它更为亲近,更容易接受它。在窝阔台大汗的时期,就有几个出生于今天克什米尔地区的藏传佛教僧人来到大汗的朝廷,其中一个被大汗封为国师。
在吐蕃崩溃之后,高原上藏传佛教的小教派多如牛毛,谁也灭不掉谁,除非那个教派能够从外部输入资源,才有可能在高原上获得特殊的竞争优势。这个机会就在公元1247年的凉州会盟中到来了。
在1247年之前,蒙古王爷西凉王阔端,曾经派兵攻打雪域高原,但是领兵的大将多尔达打了一段时间之后,就跟阔端建议,说“咱们不如跟藏传佛教的领袖谈判,让他们自愿归顺,这更好。”于是,阔端就发出一个带有威胁性质的邀请,萨迦班智达就肩负重任,代表整个雪域高原,到凉州来和阔端会谈。会谈的结果是,阔端要拜萨迦班智达为师,接受藏传佛教,雪域高原全部接受了蒙古帝国的统治,这时的蒙古帝国已经灭掉了地处中原的金朝,很快就要轮到忽必烈当政了。
忽必烈当政,就把自己定义为中国王朝了。所以,凉州会盟让雪域高原开始正式地纳入到中国王朝的统治之中。
蒙古人借着凉州会盟,就可以借道南下,征服大理,对南宋形成战略大包围,为后来一统天下做好了准备。
在阔端的统治,以及后来元朝的统治,并没有直接管理到雪域高原的内部,他们都是让萨迦派代替自己来管理。于是,萨迦派就获得了外部资源的输入,一举成为雪域高原上最大的教派。凉州是中原、草原、高原之间的过渡地带,能够调动起各个方向的资源。由此,可以看到河西地区是如何在定义着“何谓中国”。
阔端和萨迦班智达在凉州会盟之后,过了4年,就接连去世了。继承他们位置的是阔端的堂弟忽必烈,以及萨迦班智达的侄子八思巴,忽必烈和八思巴也结成了师徒关系,八思巴后来还成了大元帝国的国师,总管天下各大教派。
但是,到元朝被朱元璋推翻之后,蒙古人退回了塞外,萨迦派失去了支持,也就不再是雪域高原上有压倒性地位的大教派了。直到公元1578年,蒙古崛起了一位新的草原英雄俺答汗。俺答汗与藏传佛教一个新成立的小教派格鲁派的领袖索南加措在青海湖边会面,索南加措就认定俺答汗是忽必烈转世,而俺答汗反过来认定索南加措是八思巴转世,3百多年前的师徒在这里转世重逢,双方的相互支持各取所需。
俺答汗作为忽必烈转世,就把自己血统不正这个问题克服掉了,可以名正言顺地排挤掉血统纯正的大汗,让自己当上蒙古大汗。为了让蒙古的民众能够信服,俺答汗就在蒙古地区开始大力地推广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就终于替代了萨满教,成为蒙古民众的普遍信仰。索南加措被俺答汗封为达赖喇嘛。格鲁派也因为从蒙古方向输入的资源,迅速成为高原上最大的教派,占据了藏传佛教内部百分之九十几的比重,藏传佛教开始形成今天所看到的教派结构。而达赖喇嘛这个制度,也是通过这次会面才建立起来的。
蒙古草原和雪域高原上发生的这一系列变化,都被尚在关外的满清给抓住了,满洲人依靠藏传佛教作为精神纽带,打造起满蒙联盟,以此为基础获得了必要的军事力量,如此一来,吴三桂打开山海关,满清才有足够的力量入主中原。
进来之后,满清可以整合起汉满蒙藏等各种要素,把帝国发展得疆域庞大,为今天的中国奠定了基础。
凉州会盟的发生地,就在武威的白塔寺,今天,寺里仍然有几十座白塔。很多是在近百年前的大地震震塌了之后重建的。但是,埋葬萨迦班智达遗骨的灵骨塔仍然保存着原迹。
21|大辽,首破百年的游牧帝国
宋朝分成北宋和南宋。北宋那段历史,北边还有一个强大的帝国,大辽。
大家感觉宋辽好像经常都在打仗,事实上抗辽战争是发生在北宋的初年,在那之后,一直到北宋灭亡,两国基本上没有发生过战争了,保持了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的持续百年的和平。
要解释这个问题,关键就在于幽云十六州。幽云十六州是中原帝国北部最重要的屏障,一旦失去这里,中原将无险可守。经常有人说,大宋之所以灭亡,正是因为没能收复幽云十六州。
但是,如果换个视角看,就有不一样的理解了。正是因为大辽占据了这片土地,使得它有能力进行一种重要的制度创新。才能带来中原与草原之间持续一百多年的和平,并为中国后续的发展奠定了非常重要的思想和制度基础。
幽云十六州是如何到大辽手中的?它关系到五代十国的历史。
这片土地包括今天的北京、天津、河北和山西两省的北部区域,面积大概10万平方公里多一点。其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因为它们都在长城以南,幽云十六州的北部边界差不多是长城和各种崇山峻岭,南部是一马平川的华北平原。因此,这片土地是非常重要的屏障。
当时,中原和大辽的格局是,在中原这边,唐和宋这两个朝代之间,还有一段分裂割据的历史,就是五代十国。
这跟安史之乱也有关系,在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内部藩镇割据,帝国政府的话就越来越没人听了。唐朝末年又有一系列大变乱,帝国终于彻底崩溃了,那些割据的藩镇首领都自立为王,但是绝大部分都没有称帝。这些小国前后有十几个,但人们一般都管他们叫做“十国”。在这十国之外,还有一个当时最强大的军阀,名叫朱温。朱温本来是唐末黄巢大起义的起义军将领,后来投降了大唐,当了个大官。
在公元916年的时候,朱温强迫唐朝的天子退位,自己登基称帝,建立一个新的朝代,称为梁,史称后梁。
但是没过多久,后梁被颠覆,建立了新的朝代。在宋朝之前,一共建立了梁、唐、晋、汉、周5个短命的朝代,合称为五代。再加上南边的十国,这就是“五代十国”。
人们一般会在这些朝代的前面再加上一个“后”字,以区别于历史上那些正牌的朝代。
五代十国的历史是在公元10世纪的前期,一共持续了60多年的时间。再来看一下北边的情况。在公元916年的时候,中原还是后梁,北边的草原上建立一个王朝,叫做契丹,后来改名叫做辽。五代的统治者全都称帝了,大辽也称帝了。
称帝这个事很重要,它有非常深的象征性的意义。只有你自恃为大唐的继承人,才会称帝。
如果要从各种公共建筑的风格、气势上看,大辽真就比五代,甚至比后来的大宋更像大唐。大辽的建筑都有那种气吞万里的气势。大宋比起来就太婉约了。今天,山西还有很多大辽的寺庙留下来了,如果你去看看,会有非常直观的感觉。
大辽的佛学水准也是顶级的。
幽云十六州有时怎么到了大辽手里呢?在五代的前两代后梁和后唐的时候,幽云十六州还是掌握在中原手里的,一直到了五代里的第三个朝代后晋,这块土地才到了大辽的手里。这涉及到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后晋的建立者石敬瑭,也就是著名的“儿皇帝”。
石敬瑭本来是后唐的重臣,但是他遭遇了后唐皇帝的猜忌,所以在公元936年起兵反叛。他需要找到支持者,石敬瑭就极力地想拉拢北边的王朝大辽。他向当时的大辽皇帝耶律德光许诺,说一旦你能够帮助我登基,我就把幽云十六州割让给你,而且我还每年向大辽进贡,并且我认你当父亲,自称为“儿皇帝”。耶律德光答应了,于是,幽云十六州就此落到了大辽手中。
石敬瑭是沙陀部的突厥人,后世经常管这个部落的人叫做沙陀人。
五代的梁、唐、晋、汉、周里,后梁是汉人朱温建立的,之后的唐、晋、汉全都是沙陀人建立的。周也是一个跟着沙陀人打天下的汉人郭威建立的。再往后的大宋,则是跟着郭威发展起来的,所以跟沙陀也有渊源。
对于石敬瑭这种沙陀突厥人这种草原民族来说,军人们经常会结成义父义子的关系。一个军事首领,收一大堆义子,这种事很常见。一旦建立起这种关系,就更容易形成信任,有利于战场上的同心协力。
所以,“儿皇帝”这个身份在中原人看来是奇耻大辱,但是对于石敬瑭这个突厥人来说,这并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
对大辽来说,幽云十六州太重要了,不是说它可以通过这,更顺畅地入侵中原。实际上,在宋朝初年之后,大辽就再也没有认真地考虑过入侵中原的事。
幽云十六州的重要性在于它让大辽能够进行重要的制度创新。
首先,大辽的财政逻辑变了。幽云十六州土地面积不大,在大辽的帝国版图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它的人口却占大辽总人口的六成还多。所以,有了幽云十六州,就能够确保大辽拥有稳定的中央财政。再加上大宋在1004年的澶渊之盟之后,每年向大辽提供岁币,大辽就有了更稳定的中央财政。
财政逻辑的变化,就让大辽的统治逻辑开始发生变化。大辽是一个在草原上成长起来的王朝,草原上契丹人本来也都是那种部落联盟的形式,幽云十六州是在长城以南的,那里的常住人口主要是汉人。要想同时统治长城南北,必须是一个能够兼容草原和中原的的二元帝国。此前的北魏和大唐都曾经做到过。但是这两个帝国后来又都逐渐地放弃了二元性,转向了汉化。
大辽重要的制度创新是放弃了全面汉化的追求,主动建立起一种南北两院的制度。南院用儒家的来治理汉人,治理的地方主要就是幽云十六州;北院则是用草原的方式来治理契丹人。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二元帝国这种形式给制度化了。
北魏和大唐也是二元帝国,但是它们都是实用主义的,基本上是走一步看一步搞起来的,它们并没有真的理解这种二元帝国的核心逻辑,所以才有魏孝文帝迁都,唐玄宗乱用胡人这些问题。大唐能够统一长城南北,主要也靠唐太宗这个人,他同时熟悉草原和中原两种游戏规则,而一旦这个人不在了,二元帝国的逻辑也就快搞不下去了。
大辽把二元帝国制度化,意味着超越中原和草原之上的帝国的稳定,不再是依靠那个领导者的个人能力,而是依靠一套制度安排了。制度是超越所有人之上的,它不会因为那个人死了,帝国就碰到麻烦。
一旦建立了二元帝国,草原的继承逻辑也会转化,从兄终弟及转为父终子及,草原帝国周期性的继承危机就能破解了,帝国的生命周期就能大大延长。
再加上二元帝国的制度化,大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延续了2百多年的游牧帝国。
大辽对幽云十六州农耕地区的掌控,这是它能够长寿的关键原因。
大辽搞起这一系列的制度创新,这对于后来的中国非常重要,影响极大。如果没有大辽的制度创新,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元朝和清朝,今天中国的领土也就只能局限在长城以南了。
在我们过去的历史讲述里面,通常都是站在大宋的视角来评判的,大辽通常是作为大宋的对手出现的。在民间由于评书《杨家将》的影响,大辽经常是作为“坏人”出现的。而真实的历史并不是这么回事。《杨家将》基本上就是一部抗辽神剧,跟今天的抗日神剧差不太多。
22|大宋,和平换来的高度发展
进入大宋之后,中国从豪族社会进入了平民社会。
在通常的历史叙述中,北宋没法收复幽云十六州,经常是它积贫积弱的一个象征。
积弱暂且不说,但是如果说积贫,这绝对是对大宋的侮辱。北宋不论在经济、文化、技术层面,都取得了非常高度的发展,应该是古代中国最自由、最开放、最富足的时代了。
但是,有可能让你感到很意外的是,大宋之所以能够获得这样高度的发展,前提恰好是大辽占据着幽云十六州,而不是大宋占据着幽云十六州。
虽然宋朝人自己对这一片北方土地如鲠在喉,但是它不在大宋手里,这却恰恰是大宋能够成其为大宋的关键。
在公元960年,赵匡胤篡夺了五代时期最后一个朝代后周的皇位,建立了大宋,从后周的末代皇帝开始,在加上宋朝的头两位皇帝赵匡胤、赵光义,都心心念念地想要收复幽云十六州,但是始终没有成功,有两次都是功败垂成。
不过大宋完成了后周没有完成的另一个工作,就是把中原其他地方都统一了。虽然北方的幽云十六州这块失地没有收复回来,大宋却发展起了非常繁荣的社会、经济、文化。
先看经济。在大唐的时候,城市里的小商小贩是不可以随便摆摊,不可以随便开门店的。而是要依照政府的规定,在被四面墙所围起来的“坊”里面活动;到了大宋,“坊”这种制度被取消了,老百姓的迁徙也变得自由了,人们可以随便摆摊、做生意。民间贸易变得极为发达,老百姓也变得特别富裕。
古代中国长期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商人的地位一直非常低,但是宋朝是古代一个特例,它是唯一一个不长期实行抑商政策的朝代。而且儒生们也不以经商为耻。宋朝人写的书里说,如果我考不上科举,我就经商去,如果能因此发财的话,也不算辱没门楣。
宋朝还积极地鼓励海外贸易,工商业税收、关税的收入,全都是政府财源中的重要部分,这在中国古代王朝里是独一份。其他王朝主要依靠农业税。
宋朝发达的经济还催生了极为繁荣的第三产业,各种酒馆、茶楼、戏楼、杂货铺多极了。经济里还形成了非常深的分工,例如有养鱼的,就分出来有培育鱼苗的行业;有养花的,就分化出专门培育花苗的行业。当时对于花鸟鱼虫最大的消费群体并不是达官贵人,而是平民百姓,就可以看出当时的民间社会有多繁荣了。
而且,各种新行业的出现,也在社会里催生出大量的工匠,工匠的规模变得足够大了,他们又组织起行会,发展起行会制度,形成了非常发达的民间社会自治。
宋朝的海外贸易规模巨大,宋朝的铜钱大量地向海外流出,形成了从东南沿海到日本,再到南洋群岛,一个庞大的环中国海的货币共同体。铜钱大量外流,大宋的货币不够用了,于是大宋发行了各种纸币,以及用食盐做担保的各种信用票据,这些票据可以当做交易工具来流通,提供流动性。所以,大宋时期市场经济非常繁荣。
更牛的是,这些票据甚至发展出了二级市场,在北宋时期的开封,就有1百多家官方许可的商号,在交易这些票据。而且通常会有一个溢价。
1千多年前的这种繁荣,今天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
文化层面。宋朝被很多人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儒学在东汉时代,曾经发展到非常精致的程度,但是到了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很多人就不再信儒家那一套了。他们开始谈玄论道了。再加上之后佛教大规模传入,佛教是一个跟儒家一点都不差的,有着完整的宇宙观和世界观的体系,所以儒家就变得更加萎靡不振了。
但是,到了宋朝,出现了一大批大儒,他们把儒家、佛家、道家进行了有效的综合,儒家一下就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宋儒重新确立了中国的思想方向。这一直影响到清朝末年。
向外则决定了朝鲜、越南、日本等儒家文化地区的思想气质。
宋朝的词的发展,文化高度就不用多说了 。词最初是作为歌舞伎所常的小曲出现的,最后居然能够发展成为一种伟大的文学形式,一定是与一种高度发达的民间社会和市民文化作为前提的。
技术层面。宋朝的航海、造船、医药、农艺等技术都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四大发明有多一半都是宋朝以前出现的,但是它们全都是到了宋朝才获得广泛的应用。这是因为任何一种技术发明,要想获得广泛应用,一定得以一个足够大的市场为前提。
而宋朝这种发达的民间社会经济刚好提供了这个庞大的市场。
大宋能够发展得如此富裕、进步、开放,有个至关重要的前提,就是它拥有中国古代最高的社会自由度,也就是朝廷对于社会的压制力很小,这样民间的创造力才能充分释放。
但是,这也带来另外一个结果,大宋的朝廷对于社会的动员和组织能力相对其他朝代是最弱的,由此,对外的安全上存在问题。
但是这也好办,花点钱就解决了。只要对内足够自由,就能足够有钱。大宋把各种军事问题都转化为财政问题来处理。这套打法首先是用在大宋内部的。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对内用财政手段解决军事问题,大宋成了历史上少有的不杀开国功臣的朝代。
对外,大宋通过提供岁币,向大辽购买和平。这套打法的前提,是要有一个能够长期做交易的对手,如果对手没几天就死了,那任何财政方案都没法落实了。
幽云十六州的重要性就浮现出来了。
幽云十六州让大辽有了长寿的基础,大宋有了长期做交易的对手就有了。草原上时不时地会冒出来一些无序的游牧部落,大辽会定期到草原上扫荡一番,这个政策当时有个名字,叫做“减丁”,减少你的人丁。
大辽通过减丁来消灭这些可能构成威胁的部落。
由于大辽本来就有草原的那一面,所以它做起这些事来驾轻就熟。而大宋是不可能搞定草原那边的。有大辽在,大宋不用头疼什么草原部落的问题了。
大辽那边,由于已经有了幽云十六州,有了大宋的岁币,已经非常有效地解决了自己财政和治理问题,所以它也没有更大的兴趣南迁了。
因此,在1004年澶渊之盟之后,宋辽两国交好百余年,再未发生战争。如果大辽是个短命帝国的话,大宋将不得不面对草原上各种无序力量的冲击,那大宋的选择空间就很有限了。一种可能就是更早地亡国;另一种就是像后来的大明一样,对社会进行高度的控制,以便确保国家的动员力,来应对北方的威胁。
可是,如果你对社会做这么严厉的控制,就不可能发展起富裕的社会和优雅的文化了,因为那都得是基于和平的环境、雍容的心态才能成为可能的。从这个角度来说,被大辽割走的幽云十六州,表面上是大宋的心头之患,实际上是大宋安全保护伞一个必要的骨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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